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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博炜:飞行是蝴蝶的第三意义

假杂志编辑室 假杂志
2024-09-07



“从《柔软的刺》(2015)与《勾勒泪痕》(2018,到现在的《溪流是否会感受疼痛》(2019),虽然自己创作的方式与对象在发生变化,但都尝试从不一样的角度去说关于身份的伤痛与对当下中国的酷儿群体的观察和记录。”

摄影/撰文:杨博炜
编辑:周光源



我并不讨厌摄影。爷爷曾是一名纪实摄影师,父母也都在电视台工作,学习摄影变成了我小时候必须面对的事情。但是那时候我却觉得摄影让本属于我的社交孤立了我,相机也打断了我连续的感受。学习摄影,从我8岁开始给我留下了很多阴影。爷爷的“创作”在那时候也经常让我费解,在古屋里导演的热闹和喜悦,到了报纸上却又让这个做作的画面变得合理了起来。那时候开始,分辨照片是否真实对我来说变的吃力,我会质疑所有的照片,但是我也相信我看到的所有照片。妈妈曾学习服装设计,从小家里便有很多时装杂志,翻看这些杂志也算是最早使我学习摄影的动力之一。杂志里的时装摄影很有趣,它能把人从生活环境里抽离出来,并物化画面里和人有关的所有细节,包括模特,甚至模特的个性也潜在地被物化。这些经历让我对摄影有了初步的理解:摄影让“谎言”变得真实,摄影同时也物化所拍摄的瞬间。

 

之后在电影学院的学习经历影响了我许多,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很难不去思考摄影本身媒介的意义,以及摄影与电影的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那时候我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出乎意料的是,当时自己最喜欢的课程是纪实摄影。而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讨论虚构的氛围里,坚持对现实的表达欲也总会遇到不同的疑惑,但从那时候开始自己也对影像里的纪实与虚构有了自己的解读,也让我开始认为摄影里虚构更像是一种可能性。


月神闪蝶 Morpho cisseis phanodemus (Hewitson, 1869)的正面与背面

 

“闪蝶的鳞片结构复杂,细微结构是由多层立体的栅栏构成,当光线照射到翅上时,会产生折射、反射和绕射等物理现象。翅的底面具有成列的眼状斑纹。” [1] 蝴蝶的正反面往往不相同,闪蝶科的尤为明显。我最喜欢的种类是月神闪蝶,正面往往是浅湖蓝到深蓝的渐变,一些亚种的前翅会有向外逐渐黯淡的日落橙色,它的背面却完全不一样,交替的暖白色和棕色间总有一些类似木星的气旋斑纹。

 

看蝴蝶飞行的视频很有趣,很贴近我对摄影里“真实”的理解,截然不同的正反面没有规律地变换,同一个符号的“能指”与“所指”解读的交替让蝴蝶飞行这个行为好像有了其它意义。如同罗兰·巴特所想寻找的“第三意义” [2],闪蝶飞行的过程便是它正面与背面的第三意义。在摄影里符号是被选择的,也是被赋予的,不同的符号在不同语境的所指都会改变一张照片的解读。但另一方面,摄影的叙事方式也尝试着去捕捉这个能被感受和理解的第三意义,在我的创作里,构建与解读叙事的可能性更像是蝴蝶飞行的过程。


一个梦的集合,关于身份的讨论,中国,2020,选自《溪流是否会感受疼痛》

 

睡着的威廉,伦敦,2019,选自《溪流是否会感受疼痛》

 

城市的灯光,杭州,2016,选自《柔软的刺》

 

汤米和他的画,伦敦,2020,选自《溪流是否会感受疼痛》

 
从《柔软的刺》(2015)与《勾勒泪痕》(2018),到现在的《溪流是否会感受疼痛》(2019),虽然自己创作的方式与对象在发生变化,但都尝试从不一样的角度去说关于身份的伤痛与对当下中国的酷儿群体的观察和记录。我拍摄了很多身边的酷儿朋友的肖像,但在肖像创作里我更多关注的是面具与身份,是关于描绘“脸性”,对集体创伤的描绘和寻找注视与被注视之间的共鸣。在我的创作里,肖像的注视更是一个观看身份的入口和镜子。一张照片是反叙事的,同时也不应该成为文字的索引。所以我一直在他人肖像里寻找的并不是叙事性,或者讨论背后故事的画面。

巴特西公园,伦敦,2019,选自《勾勒泪痕》


汪,伦敦,2018,《勾勒泪痕》

 
在肖像里,我更想找到一个瞬间,能让注视产生共鸣的那个瞬间,也许是一个切片,但我相信这个切片可以被异化成不同的感受被观看感受到。我能想到的肖像更像是爱森斯坦的特写镜头,他关注到的细节是真实的,但脱离这个语境却是超现实的,让人困惑的画面。摄影不是关于现实的,可能是真实的一处犄角旮旯。通过摄影我们对真实的认知只能是盲人摸象,最后甚至也只能看到每个人所认识的那“一只鸡”。

左图:影片《战舰波将金号》(1925 年)中特写镜头,谢尔盖·爱森斯坦 

右图:影片《总路线》(1929 年)中特写镜头,谢尔盖·爱森斯坦

  
面具赋予叙事意义,同时也像罗兰·巴特说的摄影在展示一张面具时才具有意义。面具是脸的集合,比起脸我更愿相信面具,我感兴趣的是一个群体的面具,他在不同个人身份上变化同时也有顺应这个时代的共鸣。创伤,记忆,关系都能让这些身份互相区分但也同样脆弱。那个属于这个群体的脆弱的安全屋便是我想找到的地方。

春风沉醉的夜晚与富春江边的石头,杭州,2017,选自《柔软的刺》

 

关于父亲,沈,北京,2017,选自《柔软的刺》

 

花坞路,杭州,2016,选自《柔软的刺》

 

蝴蝶标本,杭州,2016,选自《柔软的刺》

 

躺在床上的宋,西安,2018,选自《柔软的刺》

 
“美并无其他起源,美只起源于伤痛。每个人都带着独特的各自不同的伤痛,或隐或显......当他想离开这个世界感受短暂而深刻的孤独时,他就隐居在这伤痛中。”


让·热内在《走钢丝的人》中提及的“伤痛”更像是“一种隐秘而痛苦的心灵”。我一直不喜欢去说拍摄的朋友他们的故事,因为在影像里,他们的身份是模糊的。个人身份更像是藏匿在集体身份的影子里,而通过身份集合去构想一个集体身份或许更加真实。虽然在他们每个人身份的背后的确也有很多无奈,不被理解,不被接纳,或是顺从一些环境去尝试改变自己,但我希望这个身份仅仅作为一个“镜子”,能让注视的人自省自己最疼痛的地方,能让他们与那个自己和解。

窗台上的花瓣,伦敦,2019,选自《溪流是否会感受疼痛》

 

黄坐在他的宠物垫里,伦敦,2019,选自《溪流是否会感受疼痛》

 

威廉,伦敦,2020,选自《溪流是否会感受疼痛》

 
如果把蝴蝶的正反面比作“显义”和“钝义”,解读照片里的符号就类似蝴蝶飞行的过程,当注视一个非叙事的影像,飞行便是蝴蝶的第三意义,这是我的创作里作为符号的摄影的第三个意义。叙事不是摄影的第三意义,叙事的可能性才是,接纳不同的解读是摄影这个媒介的魔力。凝视符号时,摄影本身失去存在,而符号的语义会不断被放大,像是我们不能预测蝴蝶的飞行轨迹,或是滑行,或是变换翅膀,而接受一个不可预测的飞行会让观看这个行为更美。“肖像画的凝视无所凝视,并且凝视着那个‘无’。” [3] 如让-吕克·南希说到的凝视,个人肖像作为符号在我的影像里指代的是集体身份的缺席,同时个人身份的叙事也是对一个集体身份的速写。我也希望这些凝视可以通过我的拍摄去了解这个群体的伤痛和不被接纳的现状,能在自己的系统里去感受到这个集体的形象,或是对于这个集体能突破自己的一些成见。一个身份在成为形容词后便成为了一个刻板印象,而我更倾向变成动词的身份,“queering”,才是我提出的问题的方式。我也尝试用这样的可能性去“queering”当下这个群体遇到的现实。

山里的溪流,杭州,2017,选自《柔软的刺》

 

黄,伦敦,2019,选自《溪流是否会感受疼痛》

 

蝴蝶与云,杭州,2016,选自《柔软的刺》

 


1、孙桂华. 世界蝴蝶博览[M].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p2-16
2、Barthes R , Heath S. Image music text[M]. Noonday Press, 1977: p52-68
3、让-吕克·南希, 简燕宽. 肖像画的凝视[M]. 漓江出版社, 2015:p67

 




关于创作者



杨博炜,1994 年生于中国杭州,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后研究生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他的作品多从伤痛记忆出发,讨论个人身份在不同集体认知里的归属感。杨博炜曾入围 Foam Talent 2021,Dior 摄影与视觉新艺术家奖,Lensculture 新人艺术家奖、2020 Phmuseum Photography Grand 的新生代奖。作品曾在英国、法国等多地展出,同时作品也曾发表于 Vogue 意大利版,德国IGNANT 杂志,荷兰 FOAM 杂志,ChinaDaily 线上平台等。近期,博炜也常以卡斯普多特空间策展人身份在杭州参与策划了若干个可替代艺术空间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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