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哲学教授的死亡练习
文 | 解亦鸿
编辑 | 陶若谷
寄居蟹
他拄着登山杖站起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课堂将近尾声，一个老师在任何时候站起来都不奇怪，可能是活动一下身体，或者腿坐麻了，起身走走。站的动作发生时，哲学老师刘畅正在提问：“当我们聊到‘具身性’，我们是一个寄居蟹吗？”
4月23号的主题是身体，每星期二晚上，朱锐会在下课前，邀请另一位老师开启一段对话。刘畅也没有注意到他站起来了，低头翻课堂笔记，继续提问。
“如果我们的具身性是寄居蟹式的，我藏在我的身体里，通过中枢、神经元，操纵大脑，大脑再进一步操纵身体，身体再进一步跟世界发生接触。那我们操控鼠标的时候，是直接操控鼠标，还是先操控我们的手，再来操控鼠标？”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我实际上刚才是故意站起来的。”朱锐接过问题。在这之前，他整节课没有起过身，是助教反复走到讲台前，替他切换幻灯片。“作为一个直肠癌晚期的病人，我现在确实无法直接站起来了。我要操控我的身体，我的手臂，我下肢所有的肌肉，才可以实现‘站立’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行为。”
确诊已经过去一年半，当时医生告诉他还有五年。那是2022年秋天，作家藏策接到了电话，朱锐说想在北京找一个好点的外科医生——肿瘤在直肠，如果手术后肛门保不住，变成粪瘘，得挂个瓶子，“他说这样生活就没意义了，也就不想治了。”
手术前先要放疗，56岁的朱锐提前住进医院。在病房里，特别是在重症病房，他看到了一个赤裸的世界。
“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赤身裸体地在病房里更衣，老头同样如此，年轻的女儿在一旁给父亲擦屎擦尿。我以前是有洁癖的人，但生病以后，我一下惊呆了，一旦医院的门窗关起来，人的社会身体便隐去了，我们所谓的人格，自由，行为，文化，统统被排除在医院的大门之外。门外曾经被社会身体遮蔽的赤裸肉身，在这个世界里显现出来。”
朱锐把住院的回忆讲给学生们。他之前也提过，一位密歇根大学的法学家在书里写：原来真正的“爱”，是恶心的悬置。
在人民大学哲学系，朱锐是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平台的特聘教授。他之前在美国高校任教三十年，2018年回国，起初在深圳大学。同事发现这人整天不上班，办公室里一本书都没有，后来才知道，他的工作习惯跟常人不同，多在野外进行。参会前也不准备PPT，带着一个想法就去了，即兴演讲。
到人大任教后，他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客厅采光不太好，但收拾得干净整洁。北京秋天阳光热烈的时候，书房和卧室会变得温暖。生病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上课，他很少去学校。给学生打电话聊论文，他就搬个凳子，坐到公园里晒太阳，以自己“中文不好”为由，让学生逐字念出来，又在听到错误时中文突然变好，“你这句话写得有语病啊。”
如果医生突然打来电话，他必须放下手头所有的事，去做检查。即便有了空闲，也是用来休息。但朱锐想过正常人该有的生活，旅行，上课，跟朋友见面。这些事并非绝不可能，只是极不方便。
一个疗程用药后，面部开始褪皮，满是疹子。朋友们想来家里看望，他都拒绝，上课更不可能，“脸花了，怎么面对学生呢？”
尊严感是生病后必须考虑的事。没多久，他跟医生提出，不做了，换药。大夫同意换了一种疗效更差但不“毁容”的药。好在手术顺利，保肛挑战成功了，他跟朋友藏策报喜，“换了不毁容的方案，效果比之前还要好！”他指的是白细胞指标变好，但术后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脏，侵袭了骨头。
肝的体积开始扩大，压迫了肋骨、腹壁和腰椎，如果包膜牵拉，还会引起右上腹疼痛。身体被疼痛支配，人跟身体也有了新的关系。朱锐需要跟自己较劲，找到不那么痛的姿势。这种较劲是从起床开始的，短则两分钟，长则半个小时。他要筹划，“两个脚先动，还是上身先动，还是哪个地方先挪。”
4月23号的哲学课上，朱锐与刘畅聊到了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尼采。他最感同身受的是尼采，尼采一辈子受胃病困扰，在许多场合都表达过，最好的哲学莫过于一个强健的胃。“我以前不知道自己的肝在哪，直到癌细胞转移到肝。当你意识到你的肝在哪儿，当你的胃宣布它的存在，你已经在很多意义上，不能直接操控身体、直接跟世界发生接触了。”
对于那个“寄居蟹”的问题，朱锐这样回答。
形而上学的恐惧
三周前，朱锐在课堂里接起一通电话。医生想跟他商量治疗的事，他嗓音有些沙哑，但语气平静，“你打扰到我上课了。”
接受化疗的同时，朱锐的课一直没停过。他日常服用大量止疼片，有时赶来学校，手上还戴着住院手环。如果被治疗耽误了上课，他会安排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帮忙开场。说是迟到半小时，却在10分钟左右就悄悄溜进来，坐在下面旁听一会儿。
以前他总是汗津津地出现在教室，刚从外面徒步回来，顶一头爆炸卷毛，戴黑框眼镜，端一杯咖啡，“像疯狂科学家那样的”，学生们形容。化疗后开始脱发，爆炸头消失了，手上常有针管的痕迹。为了不吓到学生，他戴着毛线兜帽和手套来上课，在春天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朱锐是一个讲究穿搭的人。去年秋天，他和刘畅一起坐高铁，去武汉参加学术会议，穿了件卡其色外套，运动裤，一双八孔登山靴。那时化疗还没开始，但由于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他的肤色从白净变得暗黄——在朱锐的审美里，穿搭要配合肤色，卡其色因此变成了他多数时间的选择。
高铁上，刚一落座，两个哲学老师开始闲聊，刘畅问朱锐，“我看参会提交的题目，你是要讨论’镜子’，这个看起来很有意思。”火车驶向江汉平原的途中，朱锐打开了话匣子——“人在什么时候会照镜子？”
“当人面向未来的时候？”刘畅认为，人往往在出门前、正衣冠时，才会想到镜子。“我们关心未来，所以才需要知道自己是什么，关心对自己的清晰认识。”
朱锐觉得镜像是一种回望，有着不可承受的沉重。塔可夫斯基在自传体电影中，通过镜子，从身后望见自己儿时的情形。而在古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想把爱人从地狱带回人间时，也不可避免地回望了她，导致爱人坠入深渊。
“人不可能不回顾过去，但镜像式的回顾，看见的只是一种深渊，因为人是回不到过去的，不可能改变什么。”朱锐聊得忘乎所以，音量不断升高，他变成了车厢里最聒噪的人。在这个层面上，他与外放抖音的乘客没什么区别，吵到了后座正在休息的大哥。“什么镜子、镜子的！吵死了，安静点行不行！”大哥把他狗血淋头地骂了一顿。五分钟后，朱锐站起来拍了拍大哥的肩膀，“你批评得很对。”大哥反倒不好意思了。
回到课堂中，他让担任助教的博士生徐如水帮他录恐怖片。镜子里映照出一个女人梳头的身影，空房间只有一把椅子——每次录制前，徐如水都会先计算好时间，按下“开始录制”后，跑到离电脑远远的地方，用手机数秒，到了时间，再跑回来点击“结束”。
片子就在哲学课上放映。生病后，朱锐将《西方哲学原典》改成研究恐惧的课。“哲学就是练习死亡。”朱锐在课上告诉学生，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还有另一层含义，“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他带学生们观看《杀死一只知更鸟》。梅科姆镇的街道古老又破败，空空荡荡，这里的小孩子都相信幽灵和鬼怪之说，对挖掘这样的轶事乐此不疲——朱锐讲到，儿童的恐惧既是真实的，也是快乐的，他们在恐惧中探索着未知的世界；成年人的恐惧却不同，他们把自己的偏见和无知，投射在“他者”身上——梅科姆镇的居民恐惧着黑人的存在。
结课的时候，旅行者1号在太阳系边缘拍摄的地球照片出现在大屏幕中，在那里，地球只是一颗微小的白色圆点。朱锐说，“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哭泣、牵挂的家园，从太阳系边缘回望，它只是一粒尘埃。”
硕士生靳歌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感受到了一种关于存在本身的恐惧。这样的情感，朱锐称为“形而上学的恐惧”。
接着，他引入了“鳄鱼之眼”的概念，使这种恐惧变得更加具体。澳大利亚哲学家Plumwood在1985年曾险些被海水鳄咬死，当她从海水鳄的嘴里爬出来生还之后，写了非常多文章告诉人们，“我在鳄鱼的眼中是什么？是食物。”朱锐认为，这种视角的关键在于反观和回望——在被鳄鱼抓住的时候，人类有了第四视角。
自己只是一块肉？靳歌开始进入思辨。当螳螂在她的手上缓慢爬行时，手对于螳螂而言是什么？或许是一块岩石，一堵肉墙，但无论如何，都不是“靳歌的手”。喜鹊眼里也是一样，人类的头，就是拉屎的地方，如果你是光头，被它们选中的几率还会更大。靳歌喜欢在大自然里抓虫子，研究方向也是生物学与哲学。
受“鳄鱼之眼”启发，她想到，自然界确实存在永生的动物，比如灯塔水母，但还有哪个物种可以用第四视角来反观自己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做个人类真是件有趣的事。Amazing！”
今年4月2号，一堂普通的周二哲学课上，朱锐跟学生们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化疗停止了。当然，这不是说我痊愈了，是因为治不好，干脆就不治了。这下我就能不迟到，每周都来给你们上课了。”
靳歌整节课都有些恍惚，第一次感觉自己离“死亡”这么近，“眼前的这个人，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就要永远地离开了。”
如常
一个晚期癌症病人要花大量时间跟疼痛打交道。化疗药物随着血液输进身体，从口腔粘膜到食管、胃、小肠、大肠、肛门，这些地方的粘膜全部破裂，就像吃进一粒米，把它放进嘴巴，但这粒米所到的地方，都会让你产生疼痛。
化疗后还会感到恶心，呕吐，厌食，如果无法忍受，医生会建议暂停。化疗药物剂量大的情况下，为保证足够的小便，加速血液中药物经肾脏排出，需要再额外输入利尿的药。容易造成腹胀、便秘，肚子胀得像皮球，有食欲也不敢多吃，会胀气，有压迫呼吸的那种难受。化疗药物用到后期，白细胞降至低点，会出现高烧。
如果放弃化疗，肿瘤会继续扩散。止疼从口服10毫克的吗啡片开始，逐步加量。疼痛升级后，可在下腹部植入吗啡泵，或切断疼痛神经。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是微创手术，也会影响体内组织和血液供应，引发创伤性神经炎。
今年4月，我和朱锐通了一次电话。他已经停止化疗，除了上课，没什么力气外出社交，多数时刻躺着休息，从前喜欢的爬山、徒步更是不大可能。我问他“那每天都做些什么”，他回答，“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日常。”
朱锐讲话慢慢的，一句话里有多处停顿。他愿意以自己为案例，拆解其中能够产生公共价值的部分，也本能性地躲避了谈论私人事务。我从书籍、研究里查来的癌症患者应对病痛的那些体验，他一个字都没有提及，只说了生病后新的爱好，“更加深入地思考一辈子都在思考的问题”。
他觉得自己的一生这样结束，是可以接受的。“我又不是爱因斯坦，或者要完成什么国家机器的尖端任务。我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积极接受治疗，已经对得起自己的生命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那是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太重了。”
刚确诊时，他的朋友们拉了一个微信群。62岁的作家藏策是群里最活跃的，搜罗最新的治疗资讯，看到什么都分享过来——不仅出于友谊，还夹杂着他对一个哲学家的惋惜。朱锐在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对藏策有很大启发，他总想劝朱锐去美国再试试新药，朱锐拒绝了。今年3月，新药募集志愿者参与临床，藏策又劝了一回，他仍然拒绝。
艺术批评家袁园在群里并不活跃，她觉得自己不懂医学，真正能帮到朋友的地方少之又少，比起治疗策略，她更担心朱锐如何在精神上自处。
两人相识于一个哲学与艺术的跨学科交流平台，朱锐提出过一种神经科学的视角，改变了袁园的教学方式——“人在欣赏艺术的时候，视网膜看见的部分只占认知的5%，认知的95%是大脑当中已有的经验、记忆、知识、情感，甚至人格。”
28岁那年，朱锐迷上了柏拉图，每天读到深夜。他从那时开始自学希腊文，也是为了能用原文读柏拉图。同时在学术研究上，他开始慢慢向自然科学发展，自学人脑解剖学，生物化学，并从概念和理论上学习数学，比如几何学、拓扑学、微积分、概率论、线性代数。
他在一篇哲学访谈中谈到，“文科只靠诗歌，靠体会，靠概念，靠所谓孤独的沉思。科学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认识到的、我们常识所理解的、我们所坚信不疑的东西往往都不是真实的。”
这是朱锐对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思，他总是这么提醒自己，因为朱锐年轻时也写诗，喜爱诗歌，但他同时认为，“不能让诗人承担思想的重负，因为诗不能像科学家、哲学家一样去捕捉共相；诗人捕捉的是生命之中最不可告人的东西，让他人感受你的私人感受，它既是你的隐秘，又是大家的秘密”。他喜欢余秀华那样的诗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写出来的东西是一种血淋淋的个人经验。
确诊直肠癌后，朱锐如常地生活，上课，做研究。如果赶上放化疗、手术，藏策会帮他协调时间，不安排学术活动。但朱锐会在手术前一天，突然说自己可以参加。其中一晚，他跟几位学者一起讨论ChatGPT是否意味着机器可以在未来替代人类、超越人类？朱锐的答案是否定的。“他的热情比生病前还要热烈”，藏策回忆。
通常情况下，学术讨论结束他就走，学术圈的社交场合，朱锐则是能躲就躲，以至于他在患癌出名之前，人大的许多同事甚至还没见过他。而生病后，他又有更多天然的理由躲避社交了。
藏策、袁园都观察到，交朋友这件事上，朱锐是有些洁癖的。他发现一位圈内大咖在引用希腊文时不严谨，怀疑这个人学问做得不扎实，或学术态度有问题，因为“名人是要承担公共责任的”。自那以后的朋友聚会，凡是这位大咖受邀参加的，他都找借口“有事不来”。
学校里的日常琐事，他也没有耐心去研究。回国后，朱锐发现高校特别喜欢填表，每办一件事都要先填张表，他也是能躲就躲。他觉得这或许是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但是不愿意妥协，也因此在职场里错失了许多机会。
他最大的爱好是爬野山。生病前，学生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听到朱老师野外遇险的故事，总是独自一人，没白没黑地爬，从天亮爬到日落，直到周围一片黑暗，不剩一点灯光。他曾在课上分享过一张在野外拍的照片，绿树层层叠叠，没有路——
“我们的大脑是百万年进化而来的。它在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应对在野外的情况。你们能找到，这张照片里的路在哪里吗？”
没人回答上来。朱锐指着植被中间一处阴影说，“这里的轮廓是有差别的，绿色跟绿色之间有区隔，你就能判断在这两片绿色中间，有一条小路。我们的视神经，可以通过分辨颜色，建构关于这个世界的结构。”在那片树林里，朱锐也是这样往阴影的方向去走。遇险的时刻，就是克服对未知的恐惧的时刻，他很多次告诉学生。
身体要离你而去的必然性
你是否恐惧过死亡？这个问题看似只有肯定的答案，可当人们真正开始思索，发现答案实际不尽相同。
年轻人对死亡的想象，可能是某一天出门被车撞死，没有太多的具象感受。中年人的恐惧藏匿在日常生活的角落，比如看到母亲打来电话，会犹豫着不敢接，怕是来电通知自己，父亲走了。患有精神障碍的人会认为，死是一种归宿，一个温暖的、可以确定的终点。
被哮喘折磨的英语系女孩舒文则认为，比起对死亡的恐惧，更想知道怎么活下去。脱离濒死体验后，她陷入了另一种痛苦，如何面对生命的虚幻？
谈论寄居蟹的那节课尾声，坐在第一排的舒文合上了手中的《维特根斯坦传》。接下来的十分钟，朱锐在讲台与第一排之间的空地上来回踱步，右腿比左腿更难使劲，拄着登山杖，显得吃力。舒文在那一刻感受到，好像生命随时可以中断，但仍然可以从中创造出一些永恒的东西。
放恐怖片的助教徐如水一直怕坐过山车，结课两个月后，她去了趟游乐园。在过山车上睁开眼睛，尖叫，感受失重穿过身体，看天空的颜色，她意识到自己不那么害怕了，“像朱老师在课上说的，人的感官会被现代文明所封闭，需要重新得到释放。”
听过《西方哲学原典》的男孩游虹记得两年前，朱锐在去上课的路上看见过一只跛脚的小狗，“它一瘸一拐的，但是快乐地奔跑在街上。我们作为人而生活，遇到这种困难，是不是也有可能这么快乐地去活？”那节讲的是克里普克和普特南。游虹第一次意识到，快乐也是有可以选择的权利的，“是一种你心境上的选择。”
因为父母的劝说，游虹一直犹豫是否要在本科毕业后找份企业内的工作，而他想去学习表演艺术。父母一直反对“既看天分又不稳定的”工作，是跛脚的小狗打消了他的迟疑，“就算我搞不到钱，饿肚子，我也能接受，因为我对物质生活并没有那么挑剔。”游虹说服了父母，现在在读表演系的研究生。
今年春天，人大校园里的花开了，靳歌拍下来给朱老师发过去几张。师门聚餐合影，她也发过去，对方都会回复。但每次发微信关心“身体怎么样了”，老师总是沉默。她起初不理解，这种沉默遇得多了，才慢慢想通，朱老师不想回答，也没法回答。
6个月前，两个主治大夫告诉朱锐，他再不回美国，就回不去了。孩子们都在美国生活，生命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那时是冬天，朱锐想，冬天回去能陪孩子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他说等到夏天，孩子们也放暑假了，“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是要回去的，不是为了治疗，而是陪他们度过一些时光。”
到了4月份，他给自己“是否回美国”提了一个限定条件。“孩子他们今天早上还问我，可不可以买机票来看我，我说再等等。看医生告诉我还有多长时间可以活，如果我快要死了，他们就没必要过来看我。”
朱锐一点都不恐惧死亡么？藏策始终觉得，“他内心一定也是思考了很多遍，不那么简单。”既然还有那么多精神和热情去研究哲学，为什么不再试试最新的治疗方案？再三劝说下，朱锐给出了另一个理由——不想让孩子们见到自己最不堪的部分，一旦去美国接受治疗，多少要牵绊到他们。藏策、袁园、刘畅都猜测，这是因为朱锐明白，死亡往往会消耗一个人的尊严。
去年9月，袁园收到了一则讲座邀请，题为“时间的鳄鱼之眼”，主讲人是朱锐。她很快明白朱锐想表达什么，“他在解答时间的悖论。”
时间的悖论是朱锐生病前就在研究的问题——物理学认为，时间没有“现在”一说，甚至是可逆的；但人类所能体验到的生命时间，却是逝者如斯夫，一去不复返。物理学由此认为，人类意识中的时间是一种幻象。“可是，被视作‘幻象’的时间，对于人的生命体验来说，又是如此重要。”这是朱锐一直想要解答时间悖论的原因。
讲座中，朱锐引用了黑泽明的电影《生之欲》。公务员渡边突然得知自己患有胃癌，医生告诉他，还剩一年的时间。生命进入倒计时，渡边本想及时行乐，却发现花钱如流水，借酒消愁，都无法回答“人生意义何为”。最后，他选择回到手头原本正在做的事情上——填平了社区里的一条臭水沟，就这一件小事。
西方评论界对这部电影有一种普遍的解释：渡边选择了向死而在，达到人生的自由，人格的实现。但朱锐不赞同这种说法，“听起来有道理，细想是没有道理的。”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海德格尔的批判，认为存在主义提倡的向死而在，不过是一种理智的游戏。
“‘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人们确实可以这样做，也非常有意义，但那不是真正的向死而在。真正的向死而在，是你知道在很短的时间，一个我们可知的时间维度之内，我马上就要死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必然性，是你的身体要离你而去的必然性，是阿尔托残酷戏剧意义上的一种残酷。”4月23号的哲学课上，60人的扇形阶梯教室里，容纳了上百名来听课的人。讲完这些他有些疲惫，把话筒交到其他老师手里。一个星期后的哲学课，全程由刘畅代课，朱锐因为身体原因，住院接受检查，没有到场。
早些时候的另一堂课上，他讲完自己最喜欢的画家维米尔，摘下黑色棒球帽，又在反复切换幻灯片的过程里，摘下了灰色手套。课后学生围着他提问，朱锐把帽子拿在手里，笑着跟学生们说，“你们看，我的头发已经长出来了。”
参考资料：
1、哲学插上科学的翅膀｜《认知科学》杂志访谈录系列——哲学合作社·认知科学编辑部，2021
2、《癌症疼痛护理指导》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3、NCCN成人癌痛指南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NCCN Guidelines®), Adult Cancer Pain, 2024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靳歌、徐如水、舒文、游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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