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宣称，武汉已排查全市共1059万人，覆盖了98.6%的户数和99%的人口，1499名确诊重症患者全部入院。

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好到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人民日报官微下第一条就有人反驳。公众号“武汉炸吧哥”在阅读、在看双10万+的一篇文章中也讽刺：“很幸运，难道只有我是那剩下的1.4%？我难道活在另一个武汉？你呢？”底下无数的留言都以自己的切身状况予以反驳，甚至不乏实名现身说法。在豆瓣上，“逍遥容与”也同样怀疑这99%的数字，因为他作为武汉市民，问了一圈身周围的亲友，发现他们都“碰巧”属于那未接受排查的1%之列。

显然，在这里，数字与人们的经验事实相违背，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当然，经验不一定总是对的，但按照简单的抽样，自己接触的一群人都属于那1%，显然是极小概率；更不必说，“全部收治”的判断，只需要一个例子就可以反驳。

这些数字为什么难以取信于人？简单地说，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数字往往只是为了导向或证明某个结论，而不是结论本身。

美国统计专家达莱尔·哈夫在其《统计数字会撒谎》一书中强调：数字虽然看起来是客观事实（facts），但突出哪些数字、如何呈现，仍然会左右人们的判断，此时“数据是真实的，然而惟一不妥的是依据这些数据和事实推断出了一个未经证实的结论”。他将这种利用统计资料传递错误信息来误导人的行为称作“统计操纵”。

他这里说的，至少数字本身是真实的，但在这次疫情中，人们常常连数字本身都产生怀疑。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嘲讽已盛行多年，由于一连串漂亮的数字往往与政绩相关，因而官员们有强大的动机去修改、乃至编造数字。

不难设想，在结论导向的情况下，数字都不可尽信，因为它的目的旨在引导你相信他要的结论。数字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引导性的。从近期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也可以大抵看出：宣传机器通过各种指标的调整、新出的数字、权威的呼吁，来为“复工”造势。试想，如果2月9日尚未完成“尽收尽治”、排查完毕，那么如何实现早就立下的军令状——2月14日湖北全省复工？

这种结论先行的做法，盛行于中国社会。2月10日，央视记者在直播中连线武汉急救中心调度员邵奇，四次试图引导他说出现状有所缓解，但他始终没接茬，这事因此都成了新闻。在问卷调查中也常有这样的事，充满了“伪选择”——貌似给你选择，其实根本没有。日前传出某校要师生填写在家远程教学的调查问卷就是这样，两个选项：A，有笔记本电脑，可以远程教学；B，没有笔记本电脑，但可以去借一台。换言之，这种调查并不是为了真的了解你的真实情况，而是塞给你几个选择，来测试、引导你的态度，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

但这种结论先行有问题吗？并不如此简单，试想，在汉语里，“做事不考虑后果”一向是个充满负面含义的说法。然而数字和事实的呈现，却往往正是要“不顾后果”才能不被扭曲的。

在电影《真相至上》中，记者、律师、检察官等所有人，都在挖掘或保护真相，他们所理解的“真相”各有不同，但无疑都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故事，而涉及到不同逻辑的对抗。剧中的记者在媒体上公布内幕消息时，考虑的并非“这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或他人生命”这一后果，而是自己作为新闻人必须披露真相的使命。相比起这种工具理性，中国社会压倒性的还是顾及后果的目的理性。

追寻真相，实际上需要一种对抗后果的强大内在机制。这一点在西方也长期争论不休，德国政治学家阿伦特在战后对工具理性有过深切反思，正如《苏格拉底式公民身份》一书中指出的，让她困扰的一点是，所谓良心“政治”内在地具有道德要求的抽象性，其毫不妥协的律令使它缺乏对于具体政治后果的关心。比如，她引用了梭罗在《论公民不服从的责任》中提出的要求：美国人“必须停止蓄奴，必须终止墨西哥战争，尽管这会危及美国人的生存”。在阿伦特眼中，如此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原则就是政治不负责任的写照，是对古老格言“Fiat justicia et pereat mundus（即使世界毁灭，也要伸张正义）”的一种固执于字面的误解。

如果说她担心西方人“缺乏对具体政治后果的关心”，那么中国的情况则相反，长久以来国人是太过关注数字、事实、行为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即便在这次疫情举措失当造成如此惨重代价的情况下，仍有许多人辩称，当初抓李文亮是对的，因为未经允许“吹哨”，“引发恐慌”怎么办？

在中国政治话语中，这还有一种特殊的说法，认为没有绝对的对错，而只是一个“如何把握度”的问题：任何一点疑似都要通报，不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但太过谨慎也不行，直到大祸临头就太晚了。这样，最终就归结为“这个度如何把握的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度”谁来把握？

正因此，也有人坚持认为，随意发布可能造成人群恐慌的消息，后果太严重，必须通过规范的程序。这乍看不无道理，但问题其实并非程序，而是信息渠道要多元化，并由专业、中立的机构判断严重性和发布的时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有专业、中立的机构，但他们只扮演建议者的角色，判断严重性和发布时机的权力却不在它们手中。这就是为什么疾控中心在发现疫情后去抢发论文，却没有及早发出警告，它无意识中将自己视为一个研究机构，却忽视了公共卫生的责任——确切地说，不是忽视，是它在实际运作中并未实际拥有这样的权力。

即便在专业的问题上，中国的决策体系甚至老百姓的心目中，最终的权威也不是专家本身，而是政治权威。但之所以如此，与其说是愚昧，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心理：我们太多人认为，专家说的话只考虑“事实”，却不考虑由此引发的其它后果。换言之，我们认为事物之间是联系的，你发布一条病毒有关的信息，影响会波及各个领域。基于这样的综合考虑，权衡下来，这就不是某个专家所能说了算的了。

《认识媒介文化》一书中说：“Truth（真相、真理）太重要，不能将它留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戴高乐也有一句名言：“政治太重要了，不能只留给政客。”以此强调公共参与的重要性，然而在中国社会，逻辑则是这样：“专业的问题太重要，不能只让专家做主。”在我们这里，政治权威扮演着最终拍板决定的角色。

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综合权衡，评估因素就太多了，决策自然慢；甚至可能顾及到其它因素（例如“引起恐慌”）更严重，决定暂缓公布，本来公共卫生在整个决策因素中的优先级恐怕就很低（这与卫生部在部委中的地位成正比）。这次晚了两三周，就始终被动挨打，可以说，后面的惨重代价，都是为前期的延迟决策所付出的。

在我看来，部分正是这一结构性的问题，造成了这次疫情的决策失误、公信力的重创，影响所及，人们对官方发布的数字也难以信从。很自然地，人们发现，这些数字不是独立机构作出的，它有自身的利益、权衡与考虑。

乍看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于：相关机构要有独立性，能自主决定发布相关数据，而无须瞻前顾后地考虑引发什么其它错综复杂的后果。这样才能快速决策，以此逐渐积累起公信力。然而我们都知道这在中国的现行政治运作机制下有多难，如果这样的权利无法保障（简单一句话“出了事谁负责？”），那势必结果就还是在原地打转。如果不能在法制框架下赋权完善相应的权利，那么在这次惨痛的教训之后，唯一可以期望的结果，就是公共卫生在决策体系中优先级的提升。

p.s.近期已有三篇在公众号被删，一篇干脆发不出来，很多人在后台留言，如果还有人想一读，烦请去我的微博账号“维舟_豆瓣”上自取，那里还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