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辟邪文化的科学透视

郑小江音流瑜伽研究

2024-09-02

桃木门神挂件

中国辟邪文化的科学透视

中华文化以其悠久、丰富、广博、生命力强而著称于世。在辉煌的中华文化中，辟邪文化占有独特的位置。只要稍加注意中国历史与现今的民众生活，便会发现辟邪的对象、辟邪的器物、辟邪的仪式是那样的丰富多样，而人们辟邪的观念、辟邪的心态、辟邪的行为又是那样的古怪深奥，诱人探寻。历史上，生活中，每一种辟邪现象、辟邪行为和辟邪器物均蕴藏着中华文化的丰富信息，诸如民风民俗、伦理道德观念、传统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处世哲学、社会心态、行为规范、地域文化特征，等等。然而，辟邪现象这种十分丰富的文化载体，长期被简单地斥为迷信而遭到学界的忽视；而其在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历史与现状都说明，对中国辟邪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一、中国辟邪文化的主要内蕴与特征

概略地说，辟邪文化是人们通过忌避、祭祀、祈祷、祝颂、特异的行为等方式达到消灾避祸、驱魔逐邪、求吉祈福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智慧和生存模式。在中国古代社会与今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辟邪现象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天体星辰的运行，若发生某种不寻常的变化，人们就会认为将有恶运降临，需要辟邪；气象的演变，雷电风雨雪霜的肆虐，也会使人联想起神灵震怒降祸，故要设祭禳灾；在江河湖海中行舟、在深山老林里劳动，都随时会遇上邪恶妖魔的侵扰，人们当然也需要祭神求灵；大人小孩患病，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自然被当做邪气恶鬼附体，必须采取种种辟邪的行动。在中国古代，婚丧嫁娶、耕作渔猎、远行经商，均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事情，因此，立神敬奉、辟邪求吉，是人们的愿望，由此派生出各式各样的辟邪规制、辟邪器物、辟邪习俗、辟邪仪式和辟邪求吉术。古人演戏，许多都包孕着辟邪禳灾的意蕴；中国的语言文字有其独特的语音和形状，也衍生出众多的辟邪方式；中国古代繁多的巫术、厌当术、起犯术、傩舞与傩祭本质上都是为辟邪消灾、祈福得吉服务的；古代妇女的生育过程，充满着凶险和痛苦，于是也产生出众多的辟邪手法；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它们各有其独特的辟邪体系；序时年节，伴随的是各式复杂的祭祀活动，而辟邪则是永恒的主题。

因此，辟邪现象广泛而深刻地渗透进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积淀成中国人一些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构成中国的辟邪文化。所以，探讨中华民族的辟邪文化，有助于科学地掌握汉民族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有益于认识现代中国人行为的趋避模式，这对现代文明的建构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根本上而言，辟邪活动导因于人们无力抗拒而又渴望能够抗拒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祸患。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世界，虽有风和日丽之时，但又常常暴雨狂风成灾；人世间虽有温情脉脉之处，但往往又充斥着仇视、权谋恨与争斗。因此，人们无不深感生存之艰辛，时时要承受突如其来的巨大灾祸。为此，人类借助于不断发达的智力，创造出种种花样翻新的工具，同时还努力改善社会组织，以之消解各种灾祸，减轻人间的痛苦，这些努力无疑起着并必将继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人类在免于灾祸方面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可想完全消解灾祸则不可能。特别是，人类在承受和消解自然灾害之外，又制造出许多人为之灾、幻想之祸，使自身永陷苦海之中难以自拔。因此，辟邪活动实际上即是人们企图躲避灾祸、改变恶运、祈福获吉的一种特殊的行为。

中国辟邪文化的特征是什么？这也是现代人要理解辟邪现象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般而言，既然辟邪行为多起因于人们无法改变和抗拒的灾祸，那么，贯穿于辟邪活动始终的当是某种精神性的转换。在现实的生存中，人们对许多灾祸邪祟束手无策，尤其是基于认识水平低下产生出的众多神灵鬼怪的幻想，人们在其面前更是只有诚惶诚恐的份儿。这样，人们便创生出多种辟邪的仪式、符咒、器物，试图影响或左右这些非人间力量所能控制的东西，以求生活的平安顺畅、得福免凶。从科学的物质的角度而言，这些努力无疑毫无用处；但从精神与心理的层面来说，这又具有一定的作用。

例如在孕妇临产的辟邪方面，中国古代有所谓“临产禁水法”，只需念叨一段特定的咒语，便可避免生产期间受到鬼祟的为害。

咒语糅合了儒释道三教的观念，对孕妇的顺利生产当然不可能有实质性的作用，但若孕妇深信此咒可以辟邪，可召来那么多神通广大的神灵环护其左右，紧张的情绪必可缓解，心理上得到某种慰藉，这恰恰是孕妇顺利分娩的重要条件。所以，辟邪行为对现实中的人而言，并非在客观上有任何实用价值，而在于给恐慌、心悸、忧虑、害怕者以某种精神鼓励和心理安慰。不可否认的是，有时人们精神上的踏实，确可转化为肉体上的抵抗力，从而真的达到了消灾避祸的目的。

中国辟邪文化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即用忍受小灾祸试图实现逃避大灾难的愿望。中国的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早就意识到，天灾人祸鬼魅是不可能完全消解的，为了使生活更为顺畅、生存环境更如人意，一些物质上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所谓的“破财挡灾”正是这种心理的生动说明。

推崇吉祥通灵之物，是中国辟邪文化的又一特征。吉祥与凶兆、邪恶、晦气正相反对；通灵是妖魔鬼怪的克星，因通灵之物即是与法力无边的神灵相互沟通，可借助于后者的力量降魔除怪。所以，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将吉祥通灵之物用作辟邪。稻米是南方人的主食，被人誉为“金珠玉粒”，珍贵无比，在民间很早就用做吉祥物来辟邪。浙江一些地区，新郎发轿迎亲之时，必须用袱巾装一包米置于彩轿内，此称“坐轿米”，当地人深信可驱邪祟，保佑新娘平安。民间又广泛盛行用铜镜辟邪的习俗，人们在住宅的大门或窗棂上，高悬一面镜子，俗称“照妖镜”，人们坚信，这样做，鬼祟至门窗，必因现出原形而落荒逃遁。

古人认为邪魅妖魔会化为人形来害人，惟有“照妖镜”可使之现出原形，保人们平安无事。为什么铜镜在清末民初，铜镜已逐渐被玻璃镜取代，虽质地不同，功能还是一样的。被认为可以辟邪呢？一方面，铜镜在古代乃珍稀之物，价格十分昂贵，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镜子可以完完整整地折射出人体和万物的形貌，科学知识尚且缺乏的古人由此对铜镜增添了崇拜。因此，铜镜在古代长期扮演着通灵显圣之物的角色，任何隐形或变形的妖魔鬼怪都会在它的面前原形毕露，鬼魅现形定会惭愧万分，凶焰顿敛，惟恐逃之不及，于是乎，人们就可高枕无忧了。这种看法一直延续至今，现在的乡村城市仍可不时地看到“照妖镜”高悬。

不惟铜镜被人们奉为辟邪之物，奇特的石头，经过一番打磨或刻上符咒，也转变为通灵之物，被古人视为镇魔驱妖的圣物。如民间广为盛行的树“泰山石敢当”辟邪的风俗。另外，细小轻微却锋利无比的铁针、日常生活中用于切割的剪刀、匕首、剑等都被人们当做避鬼的利器，至于珍贵的银器更是长期被百姓视为避鬼驱恶的神物。这些都是中国辟邪文化推崇吉祥通灵之物特征的表现。

中国辟邪文化渊源流长，丰富多彩，掌握其基本特征，是理解这种文化的重要一步，但要科学和全面地把握它，还需要人们深入其堂奥，探寻中国辟邪文化所蕴含的内在规律。

二、中国辟邪现象的一般规律

中国辟邪文化深深地扎根在中华民族生活与生存奋斗的土壤之中，带有强烈的民族气息。但是，究竟繁杂多样的辟邪活动遵循哪些规律呢？弄清这些问题，是科学地透视中国辟邪文化的核心所在。

1．中国辟邪文化中的心理转换律

现实中的灾祸大部分是无法避免的，人们只好转而求助于心理上的调整。辟邪愿望的长期历史积淀遂形成中国辟邪文化中的心理转换律。

中国佛教的辟邪是一种典型的心理之避，它与世俗人把那些可怕的、邪恶的、会带来灾难的东西视为邪不同，佛教直指人间的一切皆为邪恶，并且从理性上分析人们执著的世间万物都不过是空无。这样，佛教的辟邪方式只能是心理的。佛教辟邪与世俗辟邪的不同在于其根本方式是“戒”，即禁绝，亦即把世俗社会中的一切，世俗人所念所求的一切均归入“邪”之类。美味可口的食物，邪，必须避——“吃斋”；华丽舒适的服装，邪，必须避——着僧服；热闹非凡的都市，邪，必须避——隐居在深山古刹；销魂蚀魄的男女之欢，邪，也必须避——禁欲；人人渴望的长生不老，邪，要避——追求“坐化”与“涅槃”等等。

佛教既然认为人们的邪恶行为是由人们邪恶的欲念引发的，这是人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所以辟邪最好的办法当然莫过于从精神上扼制住邪念，在心理上筑起一道坚实的辟邪屏障。而辟邪的最终目的，则在于通过各种繁杂的戒律，彻底消除所有世俗人的生活追求。此时，人“生”的内涵越来越少；人“死”的因素则日渐增多，而成佛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当人们避除了一切邪恶，也即是“死亡”的降临，人跃出了生死轮回，通过“涅槃”而迈向了“西方极乐世界”。

道教的许多辟邪方法也是贯穿了心理转换律的。《云笈七签》记有一种辟邪法，说的是如果人们碰见了死尸及棺材一类晦气之物，可立即在心中想像一股烈焰腾起，迅猛地将尸体与灵柩烧成灰烬；然后进一步努力想像风在猛烈地吹，火势越来越炽，自焚自己的肉身，渐渐地通体洁白，于是乎，邪恶秽气就除去了。可见，根本就没有真的烈焰，也非真的把“邪气”的东西烧毁了，完全是一种心理转换，但道教坚持认为它具有极佳的辟邪效果。

中国辟邪活动中的心理转换律是建基在人的精神（心理）与肉体（物质）的组成上的，但精神与肉体又可分别为相对独立的两部分。所以，人们肉体上的客观的辟邪无成功希望的话，便可经由精神与心理上的途径来实现。虽然这种实现不是真的，只是一种精神性的调整，但在古代人们幻想出的众多无法抵御的妖魔鬼怪作祟的情况下，人们应用心理转换律来辟邪又有一定的作用。

在中国道教庞大的辟邪体系中，画符念咒是其主要方法。“符”为有道行的道士用朱笔描成的千奇百怪的图形，民间百姓深信其有辟邪之奇效。

道教把中国先秦时大思想家老子宇宙创生的观念作为“符”所由立足的基础。在老子看来，世界的本体为“道”，万物创生于“道”，又复归于“道”。道教接受了这种观念，认为“符”的那种奇特的笔势，蕴含着“道”的灵气，它就是大道流行的轨迹，因此可以辟邪禳灾，祈福得吉。这种解释当然是非科学的，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实际上，“符”的辟邪作用恰恰在于心理转换。当人们深信怀中的“符”有无穷的辟邪威力时，必可给自己极大的精神鼓舞，获得情绪上的稳定、心理中的踏实。人们因为胆怯心慌，产生鬼魅幻觉的可能性也大大下降，于是，“符”就被视为真能辟邪逐魔了。这便是道教的“鬼画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被认为有辟邪驱魔神力的最深层原因。

道教咒语的辟邪功效亦来自心理转换律。一般而言，道教繁杂的咒语，大多都包含着向种种威力无穷的神灵求援的要求，认为念颂掌管鬼怪之神的名号，就可以避鬼驱邪。世间本无鬼魅，人们念咒辟邪，当然只能是一种心理上的转换。

心理转换律不仅鲜明地体现在佛道辟邪的方法上，更广泛地表现于中国的整个辟邪文化中。民间的所谓“邪”，大多为虚幻之物，其避当然也只能求助于非客观实体的心理或精神之避了。这一规律实际上也是人类辟邪文化中共有的，因此可以成为现代人科学地认识和解释人类辟邪文化的重要工具。

2．中国辟邪文化中的邀宠律

在中华民族的辟邪行为中，常常可发现人们虔诚地向“好”的神灵邀宠。因为在古人的心目中，许多灾祸邪祟并非人力所能克治，并非仰仗于人间的组织或国家的力量所能避免的。所以，必须求助于那游荡于仙界、身怀各类绝技的神灵，他们才能担负起克邪逐魔的任务。可是，要使神灵下凡真心实意地帮助芸芸众生，就必须获得其欢心，因此，辟邪活动中如何邀宠神灵就成为民间的大事了。

在中国，最简单的邀宠神灵的方法是知道其姓名，并按一定的程序念出来。道教在这一方面做得相当到位。

此外，民间向神灵邀宠以辟邪最常见的做法是向其献祭，或供奉丰厚的祭品，或虔诚地祷告，希望冥冥中的神灵能听见人间的呼声，看到人间的灾难，展示无边的法力，为众生驱魔逐怪。

中国人出门远行，往往要先敬路神以求吉辟邪。路神，古时又称道神、行神或祖神。据历史记载，中国人祭路神之风甚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在远行之前，无不竞相祭祀路神。祭时要备好香火、祭品、双手合掌，虔诚地对神说出自己的心愿，求取路神的保佑。

斗转星移，古时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往往与各式年节联系在一起，序时年节中的喜庆色彩，以及制作及食用各类特色食品，往往都与邀宠神灵以辟邪的活动有关。民间繁多复杂的祭祀仪式，花费都相当大，用意也在顺从和讨好特定的神灵，祈求其降福祛灾、辟邪逐魔。如果不以时祭祀，或祭祀中不按礼节，或心不诚、祭品不洁，那就会获罪于神，遭致灾祸。

民间向神灵邀宠以辟邪还有一种形式，即用某种祭品引诱为恶的妖魔鬼怪，使其乐颠颠地暂时忘却为害人间，从而达到躲避灾祸的目的。据有关资料记载，居住在甘肃南部的裕固族，在婚姻的仪式中有一个“转帐”的仪式，当新郎与伴随从旧帐篷转到新婚后居住的新帐篷的过程中，须亲手将一个装满五谷杂粮的瓶子向东南方使劲掷出，意为让那些妖魔野兽得到后心满意足，忘记了危害新婚夫妇。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邀宠辟邪的活动。

中国辟邪文化中的邀宠律正好可以说明一个广为流行的民俗现象，即百姓们普遍认为，人不吃的东西、滋味太差的东西是不能作为祭品的。因为，既然人都不吃、又如何可讨得神灵的欢心呢？又怎能使“好”的神灵出面为你驱魔逐怪、使“坏”的神灵不为害人间呢？所以，邀宠律的实质是人类百般讨好信仰的对象，使这种超人的力量和异己的力量能为人们的辟邪祈福服务。如果说中国辟邪现象中符合心理转换律的行为是一种被动型的辟邪方式的话；那么符合邀宠律的辟邪活动则具有一种主动精神，是人类企图控制超人间力量的表现。

3．中国辟邪文化中的移易律

在中华民族的辟邪思维里，不同种类的事物被认为有某种神秘的关系和交感作用，具体而言，被视为有邪气的甲物会把邪气沾染给乙物；或者有辟邪作用的丙物会影响到丁物也具有这种作用，等等。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先民们往往避免与甲物接触以免沾染上邪气；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把与丙物交感后的丁物也作为一种辟邪物来使用。这即是所谓辟邪文化中的移易律。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沿革中，语言避讳是一种较为奇特而又广泛的现象。早自西周时期始，中国便有了避讳一说，秦始皇在位时，因其姓嬴名政，为避“政”字而改“正月”为“端月”。唐太宗的名字是李世民，为避“世”字之讳，民间一律以“代”字替换“世”。大诗人王维有诗云：“汉家李将军，三代将门子”，此“三代”本应写成“三世”，为避讳而改用“代”字。当时文人们为避唐高祖的祖父李虎之讳，把流行的成语“画虎不成反类狗”改成“画龙不成反类狗”，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改写成“不入兽穴，焉得兽子”。

中国历史上避讳现象可从多角度考察和解释，但它和古人的移易心理有着紧密的联系则是肯定的。其中包括两种移易的作用：一方面，语言是人们用来指称事物的声音与概念的和合体，它与指称的物体本来是有区别的，但古人往往把语言与实物混为一体，这是一种移易作用；其次，先民们普遍相信，一个人的名字与其身体本身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要谋害此人，可以简便地对其姓名施行某种巫术，便可达到实际上的效果，这也是一种移易的作用。富与贵者对这种移易作用的忧虑表现得尤为强烈，特别是当其与政治强权相结合，便使中国历史上的避讳现象越来越严密和残酷。

中国古代名字避讳的现象因不避者屡遭惨祸而强化了人们对语言的信仰，使得人为地嵌在语言之上的虚幻魔力演变成现实中的实在力量，广泛而又深刻地渗透进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生活，在文学、历史、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可觉察到它的影响。

移易律又可表现为移用现象，即在民间的辟邪活动中，人们通过某种祈祷祭祀等行为，召唤神灵，役使鬼神，为自己驱邪逐魔服务。比如百姓生活中广为盛行的使用符箓来祛灾去祸就是一种移用现象。符箓被认为是按照天神授意所画就，从而可移用天神的权威来驱使一些神灵为其辟邪祟服务。

中国古人还喜用书有“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和“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条幅贴在一定的地方来辟邪的习俗。姜太公在《封神演义》中被描绘成封百神之神。既然神仙妖魔都由其封赐官位，姜太公在百姓的心目中自然一跃而为神上之神，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是一位正神。因此，书有其名的条幅就被人们推崇为可以驱除一切邪恶之神的宝物了。这当然也是正克邪律在起作用。

古人还喜用桃枝或桃木制品作为辟邪之物。《礼记》中载有：“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列执戈，恶之也。”《礼记·檀弓下》。

这是说，国家重臣逝世，君主亲临吊唁，须由巫师手执桃木为柄的苕帚作出打扫的模样，据说恶鬼妖魔都十分害怕。在民间，百姓一般将桃枝插在门上，以避鬼魅的作祟。又有人以历冬不落的所谓“枭桃”辟邪，认为这种桃可杀死各类妖孽。还有人则以桃煮汤，用鞭梢蘸上桃汤四处挥洒，据说驱除鬼魅极为有效。为何桃木及桃木制品在古代被认为能辟邪呢？这同样是正克邪律在起作用。《淮南子》中记载：“羿死于桃棓”《淮南子·诠言训》。说的是射日除害的英雄羿丧命于一根桃木棒，由此，古人十分推崇桃木的神威，乃至削制成兵器，认定其有消灾御鬼的神力。而且，桃木还广泛地被人视为仙木，凝聚了天地五行之精气，故可以压邪气、御百鬼。一方面人们吃桃可延年益寿；另一方面桃与“逃”谐音，意味着人们可逃避灾祸。随着历史的发展，民间的百姓便把桃木视为正物，当做克邪的利器。

用艾叶和艾草辟邪是民间广为流行的习俗。年年的端午节，人们一般都在门楣、房外的墙上悬挂艾叶或艾草，有时人们外出也随身携带。文献中记载：“端午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虎，粘艾叶以戴之。”《山堂·肆考·玄集》卷十一。《荆楚岁时记》中也有类似的话：“五月五日……采艾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因此，艾能驱鬼守宅护身的功效在民间深入人心。实质上，艾是含有芳香油的植物，在中医学上，艾叶可入药，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的作用。因此，艾可说是一种正物，它自然被人们视为具有克邪的神通。

在中国的辟邪文化中，尽管辟邪器物繁杂多样，辟邪的仪式花样层出不穷，但所有的辟邪活动无不都感受到心理转换律的支配，或受到移易律、邀宠律和正克邪律的制约。因此，掌握了这四条规律，现代人科学地理解先民们创造的辟邪文化就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而且对于剔除辟邪文化中迷信、愚昧和落后的成分，促进现代文明的建设都有重大的意义。

三、对中国辟邪文化的现代沉思

每个人从降生到死亡，要经历无数的沟沟坎坎。众生不是病魔缠身、无名中毒，就是财源枯竭、生产受损，甚至丧妻折夫、儿女早夭。这一切，在中国古人看来，皆是邪祟鬼怪的危害。它成为中国辟邪文化产生的最深厚、最肥沃的土壤，同时也是中国辟邪现象长期延续不衰、在人类已跨入二十一世纪门楣的今天仍然广为流行的最深层的根源。从根本上说，思想的雾霭不能靠“利斧”去驱散，历史的现象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解释。中国辟邪现象导源于先人科学知识的贫乏、生产力的低下，其中蕴含着大量愚昧、迷信的成分，迫切需要我们对其中落后的积垢用科学来加以澄清。

从总体上看，中国辟邪文化是光怪陆离的复合体，是精华与糟粕交融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操作系统。可以说，中国辟邪现象既有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积淀，又有无孔不入的滋生蔓延的土壤，更内含衰荣再生的顽强生命力。正因为它是复杂的，就更需要我们去整理它、分析它、透彻地理解它。随着当今世界范围“中国文化热”的兴起，辟邪文化与海外汉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对传统民俗民风的宣扬遥相呼应，在现代中国有复炽的苗头。这种精糟不分、清浊难别的现象是很令人担忧的。如果不去考镜源流、明辨是非、正确引导，陈旧的风气和腐朽的习俗将会再度在民间蔓延。鉴于此，我们撰著了这本《中国辟邪文化》。

我们希望以此书引导读者在吸纳古老中华生存智慧的基础上，学会怎样抛弃愚昧和迷信，勇敢地直面人生境况，用科学的精神、现代的技术来战胜邪祟劫祸，从而极大地改善自我的生存状况，获得顺畅幸福的生活。

本文摘录自《中国辟邪文化》作者：郑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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