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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的平庸”，虚无主义的春天
虚无主义的春天
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 著 吴万伟 译
瑞士雕塑大师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为法国作家让·热内（Jean Genet）作的画像，1954-55
但是，很显然在唯物主义自身，如果精神不自由，它的系统将不存在；因为唯物主义预设了一种方法和秩序，其中事物本身不发布指令，它们甚至相互矛盾。唯物主义被迫否认精神的反叛，而精神恰恰就是其灵魂。
——法国当代哲学家埃米尔·奥古斯特·夏蒂埃（Emile-Auguste Chartier）《众神》肖像画家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在“21世纪的虚无主义”中对机器时代作了切中要害的辛酸观察，这个时代把人的自由从个人身上挤出去，并被重新分配给国家，拥有睿智政治头脑的人只好屈服于机器，这样才能让有独创性的自我少受干扰和毁坏。
在国家与社交媒体公司勾结合谋教唆下的专制时代，虽然上文说的是实现个人救赎的最佳路线，但这也是很少有人能承受得起的奢侈品。
这个悲惨困境迫使人们选择那些机器，它们的“标准形状”为我们提供了在虚无主义杀戮下幸存下来的最好机会。[1]
人被剥夺了追求超验性的可能性之后，后现代专制主义反而驱使自我进入日常生活平庸性的狂乱之中。但是，并非人们自古以来就拥抱的那种古老平庸的生活，相反，是丑化人类现实的生硬粗暴的或非写实的形式，而这些不可能与社会政治改造工程区分开来。
后现代平庸性依靠时尚富豪（the smart-set）的支持和配合，作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唯一生活方式，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对谨慎没有丝毫认识，而这是牢靠生活的必然要求。
时尚富豪是生活在冷漠无情的还原论哲学唯物主义时代的居民，在他们看来，将时间花在拥抱确定生命意义的超验性活动上纯粹是浪费时间，其替代选择就是一头扎进日常生活的陷阱中，他们的警告就是当今“世界”需要我们全身心关注和投入，而且要比从前更多。
我们得到的教导是，美好生活没有也不能被允许存在。相反，我们必须推崇某些集体主义形式，它们不仅拥抱个人存在的徒劳无益，而且依靠否认个体才能让整个物种最终取得进步。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浩劫
后现代人已经被切断了自我反省的可能性，而这是自治的源头，用以帮助我们免得成为空荡荡的虚无主义世界的奴隶。
自治是指导千百年来很多有思想者生活的一种高贵的斯多葛主义形式，当今统治世界的道德小人国居民因为对自治的观念感到害怕，所以强迫人们藏身于讨厌和憎恨自我的集体中苟活。
就像鱼市上内脏被剥去的鱼一样倒霉，被剥夺了对存在的渴望和追求的后现代人的确是一直生活在极度失望和沮丧之中。后现代人的净化过程就是要把个性变成为从前时代的残余。
时尚富豪想让我们相信必须抛弃没有任何意义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这是准人类世界的残渣余孽。
抛弃个体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意味着向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形式打开大门，它们最终传送的不是人，因为一定不能再让那令人讨厌的家伙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了，而是处于说不清楚的生物和技术专家控制下的物种，这就是当今社会改造工程师们的认识。
线性发展被不加批判地列为人的道德潜能不受限制的扩张，如果被融化进集体之中，就能得到最好的磨练。不受任何限制，摆脱了自由意志的沉重负担，集体被强制性拥抱失控道德的丰硕成果，那是能带来狂热满足的人。
结果，后现代人体验超验性的潜能在快速消退中，伴随着消失的还有人的想象力，没有了想象力，人们就没有能力制造神话，也无法去感受悲剧和喜剧的情感力量。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其激动人心的文章“海伦的放逐”中谈到了虚无主义的这一面。“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内梅席斯（Nemesis）乃掌管限度之女神而非复仇女神，她在严密监视，任何人只要超越限度，就会受到她严厉的惩罚”。[2]
令人好奇的是，与任何时代人的困境相比，超验性的丧失似乎还不够悲惨，后现代人还丧失了理性思考能力，丧失了天生理性能力所要求的对理性的尊重。
虚无主义、创造神话和想象力
法国当代哲学家埃米尔·夏蒂埃（Emile Chartier’s (Alain, 1868-1951）说，上帝提醒我们认识到，虚无主义依靠吹嘘的科学主义给后现代人提供的安全感有多么浅薄。
我们世俗时代觉得为后现代虚无主义的目的创造众神是一种命令。这意味着故意作出努力创造符合时代要求的神灵来保护后现代人的自然观以及与这种自然观相适应的新流行价值观。
创造世俗神灵在重新分配人的活力和想像的能量方面必不可少，对此，后现代虚无主义在进入自己创造的服务自我渠道中没有用途。虚无主义最确切的定义就是将人的关键想像力腾空，因为违反天性的战争破坏了虚无主义推崇的道德抽象的信誉。
虚无主义者将安全外观与真正的安全混淆起来了。后现代人拥抱这种信念——“如果科学主义告诉我存在，我就存在”，而不是知识。
虚无主义认为直柱世界里的安全和舒适是理所当然的，流淌的饮用自来水和实用几何学的影响也理所当然。西方文明的成就与后现代心理混淆起来，就像来自另外时间和维度的幽灵。虚无主义受到这个幽灵的恐吓威胁，因为真安全是需要辛苦付出的。
将科学主义作为宗教来宣扬的人的世界中利害关系最大的是其摇晃的生活安全感，不是生命存在而是例行公事。
后现代性对于生命存在一窍不通，结果回避了充满活力尝试的可能性。例行公事伪装成安全？很少后现代人去怀疑后者是拥有不祥之兆的美国职场政治剧《纸牌屋》。
法国当代哲学家埃米尔·夏蒂埃的文章“劳动”充当了必要的开胃菜，提醒后现代人认识到人的创造是辛苦劳动的结果。对记分者来说，任何成就都不可能轻而易举。
这里，劳动被用来显示为辛劳和斗争，并不承认时尚富豪兜售的社会政治范畴的受到折磨人的社会政治含义。
在劳动和伴随而来的成果之间进行平衡的天平非常微妙，因为能够被当作取得成功的巨大努力可能被轻而易举地排除或被忘掉。
时间和容易遗忘能够给价值观等级体系带来巨大破坏和不公。这让接受劳动成果的懒惰受益者获得错误的印象，以为他们享受的舒适现状是某种天生结果，是来自商会的人编造的奇迹。
阉割公共话语
虚无主义的严重危害之一是审查和阉割公共话语。是公共话语在透过善良意志的棱镜过滤常识性的发现。
自然的声音、形状、角度和味道奠定了精神生活的基础，这体现在不同类别的人身上。公共话语警告人们不要吞噬激进意识形态的有毒药丸，抗拒抽象潮流和社会政治进步和所谓的道德文化进步。
在虚无主义时代，当虚无主义已经从抽象理论——人们在研讨会房间里的自娱自乐——蜕变成此时此地的宗教，人们已经不再能解释视觉和听觉传达的露骨真相了。这是虚无主义犯下的反人性罪行。
信奉虚无主义的人并没有匍匐在理性或者科学的脚下。那些炮制种种社会政治工程的人是职业骗子，他们使用科学和理性作为制定方便的公共政策的饲料。
2021年前后，真相是时尚富豪认定理性和科学是无法持久存在的文化因素，阻碍了极权主义社会政治工程塑造目标的实现。
虚无主义背叛了自然的复杂均衡对称和建筑学体系论。就像实施同情魔法者的哭诉，虚无主义从其可利用的众神那里获得巨大利益。
后现代人意识到虚无主义有形体却没有灵魂，是个必须依据我们感官享受时代对享乐主义的认识而塑造出的身体。感官时代否认任何形式的首要原则指导，必然枯燥乏味之极。
注释： [1] Lewis Wyndham, A soldier of Humor and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Signet Classic, 1966), 337. [2] Albert Camus, Lyrical and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149.
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Pedro Blas González）佛罗里达迈阿密海岸巴里大学（Barry University）哲学教授。1995年在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冈察雷斯博士出版了很多有关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和乌纳穆诺（Unamuno）著作如《乌纳穆诺随笔》、《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新人的胜利》、《主观性、个别性和自主性随笔》、《作为激进现实的人类存在：加塞特的主观性哲学》等。
来源：译者投稿
译自：Springtime for Nihilism By Pedro Blas González
作者：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 吴万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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