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纯:从《品花宝鉴》对照《金瓶梅》的现实之丑
《品花宝鉴》为一部视狎客为才子、优伶为佳人,以乾隆、嘉靖时期北京梨园为背景的浮生录。
有关于「小说演义体」的研究,目前已有学者提出相当具规模的讨论[5],特别是李志宏从政治寓言的角度切入,从四大奇书的书写共性归纳出演义体在叙事的过程里,透过一系列事件的情节建构,深刻揭示历史兴亡盛衰的变化规律及其内在因素,进而从中寄寓风教之思;在个体方面,则经由历史变化发展中,对个人命运和生存定位进行深入考察。[6]
尤其是《金瓶梅词话》对于因各种人欲之贪的恶性膨胀造成政治纲纪废弛、人伦道德丧亡的事实陈述,预示对整个家国命运可能会走向毁灭之道的深刻观察。[7]
的确,《品花宝鉴》中许多被作者美化的名士、名伶,使得此书被视为溢美型狭邪小说代表作。
《品花宝鉴》虽主旨言情,然而也有一些「纯叙些淫亵之事」的笔墨,这引发一些学者「颇多淫秽之笔」[8]的批评,诚如鲁迅所言:「记载之内,时杂猥辞」、「并陈妍媸」[9],《品花宝鉴》在延续才子佳人小说及《红楼梦》等诗意而具美感的笔法外,同时也承继《金瓶梅》毫不留情揭开现实丑陋的面纱。
《品花宝鉴》所要揭露的有三个部分;
一、为了要与正面人物的「情」做比对,描述许多男色的买卖交易,极言男色之佳味,而这些倚仗财势荒淫无度的反面人物便是「淫」的代表。
二、《金瓶梅》中应伯爵等帮闲的形象相当成功,刻画出社会寄生虫的可笑嘴脸,而《品花宝鉴》在这个基础下亦塑造几个欺善怕恶,在富贵人家帮闲、欺压相对弱势的优伶的篾片。
三、揭露清朝的科举、买官制度所带来的弊端。
从《金瓶梅》开头具有警诫含义的入话:「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个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关产业。」[10]强调「情色」乃诫「酒色财气」的核心。
因此小说中以相当多的笔墨描述西门庆罔顾伦理,在藏春坞中与仆妇宋蕙莲偷情、和名义上为干女儿的妓女李桂姐交欢,在性爱之前为所欲为,西门庆正是《金瓶梅》中宣淫好色的代表性人物,然而虽是从现实社会写因追求欲望本能而扭曲的人心,但是并非一味的负面批评,而是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如西门庆,他有凶狠残暴的一面:为了霸占别人妻妾,毒死武大郎、气死花子虚;更凭借权势,买通地痞官役将娶走李瓶儿的蒋竹山打到皮开肉绽。甚至为了霸占仆妇,陷害宋蕙莲之夫来旺儿充军,最后蕙莲之父因女儿缢死上衙门打官司,西门庆一气之下痛下毒手:
西门庆不听万事皆休,听了心中大怒,骂道:「这少死光棍,这等可恶!」即令小厮:「请你姐夫来写帖儿。」就差来兴儿送与正堂李知县。随即差了两个公人,一条索子把宋仁拿到县里,反问他打网诈财,倚尸图赖。当厅一夹二十大板,打的顺腿淋漓鲜血。写了一纸供案,再不许到西门庆家缠扰。并责令地方火甲,眼同西门庆家人,即将尸烧化讫来回话。那宋仁打的两腿棒疮,归家着了重气,害了一场时疫,不上几日,呜呼哀哉死了。[11]
但是《金瓶梅》也写出西门庆色厉内荏的一面,虽然外人的评语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而西门庆的确是以马鞭毒打妾妇,藉此满足征服快感,然而我们也能看到他向妻妾下跪讨饶,卖好讨乖的一面。如西门庆与正妻吴月娘吵架后,无意撞见月娘焚香为他祝祷,为求和好,竟状下跪哀求示好:
西门庆见月娘脸儿不瞧一面,折跌腿装矮子,跪在地下,杀鸡扯脖,口里姐姐长,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说道:「你真个恁涎脸涎皮的!我叫丫头进来。」一面叫小玉。……小玉出去,那西门庆又跪下央及。[12]
这的确相当符合西门庆其中一个市井无赖出身的面貌,可笑的是与正妻下跪不说,为了贪淫女色,与李瓶儿的奸情被潘金莲抓个正着后,也立刻毫无羞耻地向爱妾下跪讨好:
听了此言,慌的装矮子,折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说道:「怪小油嘴儿,禁声些。……(潘金莲)骂道:「没羞的黄猫黑尾的强盗!……」那西门庆便满脸儿陪笑儿说道:「怪小淫妇儿,麻犯人死了。……今日教我捎了这一对寿字簪儿送你。」于是除了帽子,向头上拔将下来,递与金莲。[13]
可见为了一逞兽欲,西门庆可以说是寡廉鲜耻的完全抛弃自尊心。
尽管如此贪淫好色,内拥七位妻妾,霸占仆妇,外则狎玩妓女;然而对于李瓶儿的死,也表现出多情的一面,周中明对「西门庆三次大哭李瓶儿」做相当细腻的心理分析:
通过心理描写,强化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并经由情绪的转折显示出源自于人物生平背景的潜在人格——因悲伤而随意的迁怒——「骂丫头,踢小厮」,不就是那个浮浪子弟、市井恶棍的性格本质吗?
《金瓶梅》不仅写出西门庆同时作为商人、贪官,结合官商贪污横行以强大自己的财产权势,亦描绘出其好色贪财、残暴凶狠、面对妻妾既无赖又多情的市井本色,把握住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而《品花宝鉴》中亦有几位着意描写好色之徒,其中特别于回目中标明的分别是〈一味歪缠淫魔色鬼〉的潘奇观(潘三)以及〈述淫邪奸谋藏木桶〉的奚十一,而他们的好色荒淫也导致后来的〈奚十一奇方修肾潘其观忍辱医臀〉及〈奚十一主仆遭恶报潘其观夫妇闹淫魔〉,作者于文中讥笑道:「他们两人总是同病相怜的,那个烂鸡巴,这个便害臀风,那个接狗肾,这个便掏粪门,那个断龟头,这个又抓鼻子。」[15]可说是藉惩戒淫色以宣扬因果报应思想的表现。
潘三的形象由作者以说话人的口吻跳出来陈述,相当符合才子佳人小说以来的脸谱画人物类型:
而另一个财主奚十一仗财使气霸道的形象则是从魏聘才的眼中展现在读者面前:
好个高大身材,一个青黑的脸,穿着银针海龙裘,气概轩昂,威风凛烈,年纪也不过三十来岁。跟着三四个家人,都也穿得体面。自备了大锡茶壶、盖碗、水烟袋等物,摆了一桌子,……。见那人的神气,好不飞扬跋扈,顾盼自豪,叫家人买这样、买那样,茶果点心摆了无数,不好的摔得一地,还把那家人大骂。[17]
因此第四十回、四十七回及五十八回就是分别叙述这两个好色之徒的淫报,不仅有断阳具、挖屁股、断鼻子等令人啼笑皆非的惨况,潘三因淫小和尚得月,也让自己带了绿帽子,作者用津津乐道的口吻幸灾乐祸,试图以因果报应之说做惩戒之大旨,可惜将好色荒淫的后果集中于个人巧合式的戏剧性安排,失去如《金瓶梅》般让淫棍西门庆、荡妇潘金莲因淫作孽;李瓶儿贪图淫色,死于崩漏之疾、春梅也因「淫欲无度」而暴死。
应伯爵、谢希大在旁打诨耍笑,向桂姐道:「还亏我把嘴头上皮也磨了半边去,请了你家汉子来。就连酒儿也不替我递一杯儿,只递你家汉子!刚才若他撅了不来,休说你哭瞎了你眼,唱门词儿,到明日诸人不要你,只我好说话儿将就罢了。」……应伯爵道:「你看贼小淫妇儿!念了经打和尚,他不来慌的那腔儿,这回就翅膀毛儿干了。你过来,且与我个嘴温温寒着。」于是不由分说,搂过脖子来就亲了个嘴。桂姐笑道:「怪攮刀子的,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妇儿,会乔张致的,这回就疼汉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你爹那甜。我是后娘养的?怎的不叫我一声儿?」……把西门庆笑的要不的。[20]
应伯爵等帮闲虽然有陪衬主要人物的功能,但对于应伯爵本身的形象是隐写的,在多达四十回的描述中,对应伯爵的穿著打扮仅有「头上戴一顶新盔的玄罗帽儿,身上穿一件半新不旧的天青夹绉纱褶子,脚下丝鞋净袜。」[21]等寥寥数语,这一身努力翻新维持净洁的旧行头维持了他的体面,也相当符合他身为帮闲的身分。
但或许是打诨插科人物,应伯爵的内心世界在小说中鲜少提及,少数一次他在第七十二回中教导优儿李铭帮闲的要诀:「他有钱的主儿,随他说几句罢了。常言嗔拳不打笑面。如今时年尚个奉承的。拿着大本钱做买卖,还放三分和气。你若撑硬船儿,谁理你?休说你们随机应变,全要似水儿活,纔得赚出钱来。你若撞东墙,别人吃饭饱了,你还忍饿。」[22]
《品花宝鉴》中也有一个相当显目的帮闲角色──魏聘才,他同时拥有才子佳人小说中小人拨乱的形象,对于梅子玉跟杜琴言这一对扮演挑拨的角色,不仅在琴言面前捏造子玉移情别恋的形象,还因为琴言得罪自己而使计谋将琴言送入华府内;
魏聘才在第五十回完全退出小说前,在人物的人际关系及场景的切换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聘才极意要好,一概应酬,就华府内一只犬也不敢得罪,意思间要巴结些好处来,谁知赔累已多。府中那些朋友、门客及家人们算起来,就有几百人,那一天没有些事。应酬开了是不能拣佛烧香的,遇些喜庆事,就要派分子。间或三朋四友聚在一处,便生出事来,或是撇兰吃饭,或是聚赌放头。还有那些三小子们,以及车夫、马夫、厨子等类,时常来打个抽丰,一不应酬,就有人说起闲话来。[26]
《金瓶梅》揭露明代当时黑暗的官场文化,并给与严厉的批判;说明明代中后期政治的极度腐败,根源于以金钱买卖官位的贪腐本质。
理刑副千户西门庆: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纵妻妾嬉游街巷,而帷薄为之不清;携乐妇而酣饮市楼,官箴为之有玷。至于包养韩氏之妇,恣其欢淫,而行检不修;受苗青夜赂之金,曲为掩饰,而赃迹显着。[28]
由于当权者卖官鬻爵,求官者以钱易权,官员的选任成了交易[30],因此以大笔金钱得到的官位转身变成压榨民脂民膏的工具,以两句话来概论西门庆的敛财方式,就是「靠勾结衙门来拼命敛财,财越积越多;又凭借钱财来贿赂官场,官越攀越高。」[31]
到了清朝,满清朝廷更是公然将买卖官职作为清朝选官的门径之一,《清史稿》中记载了清对于捐纳制度的详细施行情况,虽多次停止捐输,却又复因国库亏空而开启捐纳之门。[32]
贵州一任抵不得湖北一年,……只要三千吊钱。若说这个缺,一到任就有两万银子的现成规矩,这三千吊钱算什么,核银子才一千二百两。[33]
这倒被你猜着,若说将来不要钱,就是我自己也不肯作此欺人之语。况且我这个官,原是花了本钱来的,比不得你们这些有福之人,一出书房就得了官。我将来不过看什么钱可要不可要就是了。[35]
东乡的捐了个卫千总,西乡的是亲兄弟。一个武举、一个武生,他手下的都是贼盗,他作个窝藏盗首,结交了东乡虎,包揽词讼,把持衙门,又有蛇、蝎二役勾连。我到任时,查三年之内已换了七任知县,盗案、命案共有二百余件。[37]
清代的官吏问题不仅仅在捐班而已,就连正途的科举考试也是弊案迭出,根据记载:「每有家资富足文理平常之人,雇倩枪替怀挟抄袭在所不免。」[38]
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不甚深究,于是诈伪百出。入场者,辄以石印小本书济之。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并以所携考篮、酒鳌与研(疑「砚」)之属,皆为夹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顶两层鞾底双屉者。[39]
除了代请枪手、携带小抄外,还有一个科举弊端是冒籍参加科举。
总而言之,清代末年官职浮滥的情形相当严重,掌握财势就能把持政治,将官位作为市场上论斤秤两的商品;
《品花宝鉴》一方面承袭从才子佳人小说到《红楼梦》以来的浪漫笔调、溢美人物形象,将名士、名旦视为才子佳人,特别以梅子玉、杜琴言、田春航、苏蕙芳等两对强调正情而不淫、贞而不移的情观,将怡园打造成让位居于社会底层的优伶得以暂时脱离现实歧视,并能与名士们谈诗论艺的乌托邦乐园。
《品花宝鉴》为干嘉时京师之「儒林外史」。其历史的价值,甚可宝贵。浅人以其记男色之风,遂指为淫书,┌甚至连描绘男男性交「坐粪车」的形容都似乎太过于津津乐道,不知此书之历史价值正在其不知男色为可鄙之事,正如《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诸书之不知嫖妓纳妾为可鄙薄之事耳。[44]
[1]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六十回,页2523。本文主要据上海古籍出版社藏后刊本影印,收入《古本小说集成》之版本,以下引文悉以此本为主,如遇字迹不易辨认或明显错别字,则参考徐德明校注之版本(台北:三民书局,2010年1月)
[2]鲁迅着、周锡山释评:《中国小说史略(释评本)》(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1月第1次印刷),页214。[3]胡衍南:〈《品花宝鉴》:狭邪小说或世情小说〉,《成大中文学报》第46期(2014年9月),页185-214。[4]杨懋建:《梦华琐簿》,转引自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页827-828。[5]浦安迪将四大奇书视为一套「固定而成熟」的奇书文体,参见〔美〕浦安迪(Andrew H.Plaks)讲演:《中国叙事学》(ChineseNarrative)(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页24-25。李丰懋在其基础上,发展出「奇传文体」的说法,参见李丰懋:〈暴力叙述与谪凡神话:中国叙事学的结构问题〉,《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7卷第3期(2007年9月),页147-148。[6]李志宏:《「演义」——明代四大奇书叙事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2011年8月),页105。[7]李志宏:《「演义」——明代四大奇书叙事研究》,页499。[8]徐德明:〈品花寶鑑・引言〉,出自《品花寶鑑》(台北:三民书局,2010年1月),頁2。[9]鲁迅着、周锡山释评:《中国小说史略(释评本)》,页214。[10]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11月),第一回,页3。[11]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七回,页382。[12]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一回,页291。[13]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第十三回,页181-182。[14]周中明:《金瓶梅艺术论》(台北:里仁书局,2001年2月),页233。[15]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五十八回,页2469。[16]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十三回,页532-533。[17]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三回,页100-101。[18]黄霖:《黄霖说金瓶梅》(台北:大地出版社,2007年6月),页165-166。[19]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页286。[20]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页301-302。[21]明‧兰陵笑笑生着,齐烟,汝梅校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台北:晓园书局,1990年9月),页7。[22]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页1199。[23]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二回子玉听完聘才的话后,「这一宿就把聘才的话想了又想,又将车中所见模样神情,细细追摹一回,然后睡着。自此子玉待聘才更加亲厚。」页64。第三回子玉又向聘才打听琴言,暗自想道:「果然有这样脾气,这人就是上上人物,是十全的了。便呆呆思想起来。……这条心有些像柳花将落,随风脱去,摇曳到琴官身上了。」页134-135。第四回子玉又向聘才问琴言的光景:「聘才见他心甚注意,便改了口风,索性将琴官的身分、性气一赞,赞得子玉更为倾慕。」页139-140。[24]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三回,页100-101。[25]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五回,页201-202。[26]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十八回,页724-725。[27]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十八回,页733-736。[28]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八回,页714。[29]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回,页427。[30]李娟:〈从世情小说《金瓶梅》看明代中后期官场〉,《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第12卷第1期(2013年2月),页97。[31]黄霖:《黄霖说金瓶梅》,页16。[32]清史稿校注编纂小组编纂:《清史稿校注》(台北:国史馆,1986-1991年)〈选举七‧捐纳条〉,一百十九卷,页3234-3243。[33]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三十四回,页1351-1352。[34]余育国、齐玉东:〈清末的卖官制度〉,《春秋》(2006年)第3期,页3。[35]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二十五回,页988。[36]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市:中华书局,1981年11月),页119-120。[37]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三十八回,页1539-1540。[38]商衍鎏:《科场案件与科场轶闻》(香港:中国政经研究所,1972年7月),页10。[39]徐珂編撰:《清稗類鈔》考試類・搜檢條(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1月),頁586-587。[40]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五十一回,页2085。[41]张松梅、王洪兵:〈清代顺天科举冒籍问题探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4卷第5期(2012年9月),页88-92。[42]清‧陈森着:《品花宝鉴‧序》,页1-3。[4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年6月),页798。[44]胡适:〈再寄陈独秀谈钱玄同〉,《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页717-720。
作者单位:台湾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