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熊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7级本科生，民商法专业

妞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7级本科生，民商法专业

朱艳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7级本科生，民商法专业

两百多年前，十三块尚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殖民地的人民作为欧洲大陆上受到民主和自由思想启蒙的一个群体脱离了英国，成立了一个“分散的国家”——美国。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民主和自由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了，但哪怕是欧洲大陆上最早对专制统治做出反抗的那群人，也不过是因为英国政府纳税过多，导致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后作出的反抗。这并不是因为民众的愚钝与落后，而是因为思想的嬗变是随着时代和环境变化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你跟那时的他们说民主和自由才应该是社会的主旋律，就好比你告诉几千年来用嘴吃饭的人们，现在吃饭得用鼻子一样不太实际。

人若是飘散的，就不需要什么政府。可是，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必须扎堆才能生存。没有管理机构，一扎堆就混乱。[1]政府是必须要存在的，但英国强权政府对民主权利的剥削在各州人民心中或多或少留下了阴影，于是，群众们达成共识：政府是必须存在的，但它必须是一个弱小的小政府。结果便是当时的美国仿佛一个马赛克墙，各个州有着自己的一套制度，联邦政府用一种“弱政府”或者说“散”的方式在管理着这个国家，政府创造尽可能宽松的条件，让民众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在这一个阶段，美国的政治家们弱化了自己野心，表现出政治家难得的谦卑。但是面对一个多元的、自由的国度，弱政府的必然后果便是重重不稳定因素。像我这种对政治算得上是一窍不通的人也明白这样的政府明显是行不通的，因为十三个州干脆不理会联邦政府，反而各自将自己当成了一个小小的国家，外交纳税法制样样做的都不算太差，这就导致政府面对州与州之间的矛盾压根没有办法和威信去解决。这样一来，联邦政府站在欧洲政府群体之间像是个笑话，这个挂着空壳子的政府连本国人民都不大愿意承认，更遑论一直窥探着周边国家的其他政府。

但政府总归还是得存在的，于是制宪会议召开在即，政治精英们从各地赶往费城。美国的民主制度之花也在开往费城的马车的轱辘声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在参与制宪制宪之前，这群绅士们都明白美国面临着的生死困境，只不过这一次他们要解决的不是欧洲的船舰军队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们要探索的是一种符合所有人期望的管理我们自己的方式。每个州的代表都带着自己民众的诉求和意愿前来，因为他们都明白，制度的形成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协调每个人的利益而不是每个州的利益。要把“政府的合法性”落到最基础的层面[2]。坚持和妥协必将是这个会议上无法避免的抉择。在费城制宪会议这一被称为“半人半神的会议上”，代表们在各个条款上进行车轮大战，他们的讨论激烈而又克制，“在别的地方不可化解的世俗利益之争，他们凭借着对人性弱点的自我意识和克制、努力，竟寻到了出路”。

谈到政治和投票，我们难免会想到拉帮结派或者稍微耍点政治手段来获取自己最大的利益。但这群重视自身荣誉、将从政作为一项完全的义务服务的绅士们压根没有过一丝一毫这样的想法，他们坐在桌前，依靠交流和沟通这一最简单的方法为自己获得支持。这样的绅士风度必然是有民主性格和背景起到了催化作用，但政治家们也并非傻瓜，因为这场“利益争夺赛”若真的发展为一场道德沦丧、追名逐利的游戏，在民主背景下茁壮成长的民众也决不会买联邦政府的帐。

代表们不追逐个人在联邦政府的私人权力，可是，并不意味着费城制宪会议就没有利益之争。他们是各州民众的代表，代表了一方民众的利益。[3]也许在我们看来，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管辖所有的地区和人民反而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情。但在听到“弗吉尼亚方案”的提出时，联邦政府的规模初次显露时，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都暗自慌张：地方利益将被剥削到什么地步？与此同时，制宪会议中最敏感的问题也突然被提上了桌面，我们都知道：联邦国家的特殊国家形式，使得州与州之间相对独立，美国奉行的民主制度在当时看来便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决”，但大州与小州之间人口悬殊，若实行单纯的少数服从多数决势必要引发争论和抗议，因为谁也不想成为被牺牲利益的“少数”。这一争议在制宪会议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州和小州之间不肯相互妥协，甚至几乎导致了会议的解散。所幸参加会议的绅士们大多都清楚这场会议在美国政治史上的关键性，他们在一场糊涂到或许他们事后都无法理解的争论中最后双方让步，抛弃了部分自己州的利益，转向于追求当时四分五裂的美国整体的民主利益。

也许我们这里会产生疑惑，这场以民主为目的制宪会议为何要避开民众的耳目，反而遮遮掩掩的呢？在作者看来：因为政治精英们在经历过民众自治之后清楚地明白民众是不可信的，就算是有着优越社会地位以及文化程度较高的阶级以降低自己原罪感的心态去美化底层阶级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否认的一点是：若是放任民主，则以他们的文化水准以及道德底线会使得社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其残暴程度将不亚于帝制统治。因为在原罪负担之下，承担原罪感的人群往往是不自信的，他们需要他人对自己做出道德上的肯定。结果就是以过激的平民认同和平民倾向，来达到心理和道德需求上的平衡。[4]这群将绅士名誉和荣誉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的先贤者们看清了这一点，因为谁都不能保证民众每个人都有他们这群人的知识和见解，他们合理地规避了易怒易煽动的群体，将这一隐患暂时地压了下去。要知道，与此同时也正在经历大革命的法国，他们的民众常常冲进议会，用民众的狂热和激进将一切逼近死角。对上不屈服固然重要，但是对下不媚俗更是难能可贵。就在费城一间闷热的小屋中，这群美国国父们，用他们高于普通民众的高瞻远瞩，为美国的民主之路指明了方向——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包括立法分支国会和行政分支政府相互制约抗衡，而司法分支法庭作为第三方独立于这两者之外，形成三权鼎立的局面。

民主观念盛行于世的今天，知识界对于专制的批评已经非常彻底，而对于民众的弱点可能导致的暴力和非理性，却常常还是闭着眼睛绕开或是为其寻找理由。无勇气悖民众大潮而行、无思想逆大众所言，他们不再有费城制宪者们自然的道德自信了。[5]

作者多次在前文中提到，制度的设置只是一半，而更重要的是由时间完成的另一半。他们相对在实践中更能自觉维护、完善这个制度，而不是拼命钻它的漏洞。[6]这个制度为往后人民的走向和发展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人们还是需要小心翼翼地斟酌和思量才能走好每一步，因为这个选择的重压是压在这个民主国家的每个人的肩膀上的。我们虽然耻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不得不得肯定的是，那些站在高处具有远瞻性并能理清时势的人少之又少；

在短浅目光的支配和他人群众性心理的煽动之下，我们是不是也觉得那些握着重大权力的人正在滥用职权满足自己的私欲呢？那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他们看到的未来的利弊，我们着眼的仅仅在于当下，在于自己。虽说在经济的茁壮发展之下，人的欲望会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形势也在不断地变化，总会有人在某个演算好的节点站出来将现实地利弊一一展开在我们的面前，大抵不过是殊途同归。尽管里那个时刻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但美国民众们还是会庆幸于美国的前几代内阁们用自己最纯粹的道德自信告诉每一个质疑的人自己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否则在时势的推动之下，这个过程终归还是会将美国的步伐拉慢。

在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百年期间，无法忽略的一个人便是汉密尔顿。当时，罗德岛在广大贫民的呼吁下滥印纸钞还债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的事为美国所有的州敲响了警钟，同时也促使了华盛顿总统将美国的经济大权交给了“激进且冷酷”的汉密尔顿。汉密尔顿的优点便在于，他不是从道德角度来判断经济措施的好坏，而是从事物互动的关系中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他拒绝把目光投向那些被历史的列车甩出去的人们，其中包括为参与独立战争却卖了自己的国债的老兵、一腔热血进入股市最终血本无归的股民……社会的复杂便在于它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汉密尔顿用铁血手段建立起来的以信用、负债经营为基础的城市工业经济，带来了美国经济列车的腾飞，同时，也将无数为美国付出过的公民残忍地甩下列车。

1804年的一声枪响，在那个顶着所有人的质疑和嘲弄，却在美国建国后短短几年内，为美国搭起了经济发展的舞台，打下了100年后世界一流经济强国的制度基础的汉密尔顿为自己荣誉而发出的一声枪响后，美国那段纯粹的古典政治终于还是落下了帷幕。

选举第一届内阁时，人们评判一个人是否够格的标准还是他的品行是否高尚，那个时候的政治家们讨厌结党和政治手段明里暗里地施行。但民主政治的主体是人民，驱动人民的是利益，党派与党派之间开始自然而然地划开了界限。这就导致了往后的总统的当选已经不再是两个好人的当选，而是两个“联邦党人”的当选了。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总统的道德似乎不再是一个太重要的考虑要素了，哪一方党派能够最大程度契合自己的理念并满足自己的利益才是选择的标准。这些方式的孰优孰劣没有什么值得评判对错的标准，道德品行高尚的人谁都不会否认他在育人方面的造诣；但将这个人拎起来放在政治的舞台上，我们不能保证这个人是否会就着自己高尚的品德将国家推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或者满足群体的利益作出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纵观美国从一个只知民主为多数服从少数的制度的拓荒者的乐园变为今天敢于坚定地认为“民主是少数人的利益”的国土的整个发展历史进程，我们难以评判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或者人物，因为历史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无论是哪一个要点的缺失导致的结果都是无法预料的。但于作者看来，也许重要的是他们根植于其中的传统和文化，是这个制度之树的原生地，土壤的条件适合制度的诞生和运行。[7]

美国所追求的平等不是所谓的财富平等而是追求成功与幸福的机会是平等的。如果曾经稍微了解过美国的历史，不难发现美国历史上新闻界和政府之间的公开对垒事件确实不在少数。归根到底也只是围绕着民主自由所衍生出的一个基本人权——言论自由。说到这又不得不佩服美国国父们的远见。在他们想要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时，便为美国公民的自由留下了保障，也就是美国新闻自由的宪法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国会订立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侵犯新闻自由。就像富兰克林曾经预言美国总统“谁知道后面会选出个什么家伙来呢？”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独立于所有权势的“客观第四方”来对政府进行监督。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首要目的是防止政府压制新闻界，约束信息流通。因为若是一个民主国家，连报纸都不敢发声，那么民主这二字何在？在新闻界和政府之间，有一种或者说必须要有一种内在的冲突机制，让政府明白新闻界永远都充当着民众的耳目窥探着政府每一个不愿公之于众的秘密，这是一种制约和平衡机制。

谈论到双方之间的冲突，最值得一提的当属“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政府将主观认定为是“机密”或者“秘密”的文件堂而皇之地隐匿在众人的眼皮之下，可是仅凭政府的认定，便抹去了民众的知情权，这很难不让新闻界怀疑那些戳上“机密”或“秘密”字样的文件是政府遮盖错误的一个完美外衣。争论到最后无非是否认政府专断的机密认定权，因为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会选择承担风险来保证表达不受禁止，除非这个风险是一个既定的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将导致恶果发生的风险。

令人欣慰的是，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华盛顿时报》，后来则几乎包括了美国全部的媒体，他们都抵抗住了来自政府的层层压力，用国父们留下的宪法武器，坚持住了新闻自由的底线，揭露了决策者们在越南战争中由于害怕担责而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决策。其过程之惊心动魄，简直不亚于任何一部超级谍战片。也正是他们的坚持，让美国民众认识到，经过两百多年的演变，他们的政治家们已经逐渐变成了汲汲于党争的政客。他们不再有先辈们那样强烈的谦卑感和荣誉感，在整个越南战争中，他们一次次地做出不利于国家的决定也只是为了不让战争失败在自己手中而“显得难看”。

作为如今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美国在短短两百年里的崛起，自然要归功于其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当然，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依托于其社会土壤，依托于建国者们的高瞻远瞩，更依托于日后一代代政治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坚持本心、不畏强权的监督和实践。可以说，“民主制度”和初期的美国是相互成就的，缺一不可。下面，笔者将从民众的觉悟、美国国父们的理智和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状况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阐明“民主制度”和美国本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

虽然接受了英国长达176年的殖民统治，但美国的民众却幸运地没有其他被殖民者那样的自卑和对权威的服从。一方面是作为拓荒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抗精神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天高皇帝远”导致英国皇室对殖民地的直接监管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由于没有直接见识过皇室的盛大场面和绝对权力的压制，民众自然不服。这种“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对专制强权的警惕”被深深地刻入了之后每一代美国人的血肉中，也成为了美国的文化标志——美国梦，吸引了越来越多向往“民主、自由”的人移民美国。

由于人口组成的复杂，各种利益群体必须尽全力为自己代表的利益发声争取，才能在复杂的美国社会中取得生存的权利，也可以说是美国宪法中“追求幸福的权利”。“爱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一招从制宪会议开始，便被政治家、利益团体、民间组织，甚至每一个美国人所熟练运用：费城制宪会议上，州代表们为了自己身后人民的利益，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据理力争、重复投票；美国“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露案”中，为了民众的知情权，整个美国新闻界和美国最高政府对抗并取得胜利。

正是因为美国民众的“民主意识”强烈，才使得初期的13个州能够通过独立战争成功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并且一举越过欧盟似的国家联盟形式，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并且成功延续至今，而没有像美国国父们担忧的那样扩张成“一个巨大的怪物”。

提到美国国父们，如华盛顿、麦迪逊、富兰克林……，人们就会在脑海中对应“谦卑”、“善良”、“睿智”等美好的词汇。但是，政治从来都是残酷的。一个善良的人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因为他常常会陷入类似“电车难题”（The Trolley Problem） [8]的道德困境中，难以抉择。幸运的是，美国国父们虽然“谦卑”，但绝不“盲目善良”。他们以人民的利益和需求为根本目标，但是又深知民众因为文明程度不足带来的局限，将政治和他们拉开了距离。

这种距离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确立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费城会议，在当时却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会议，会议中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次讨论都没有向民众公开。这群拥有着渊博知识和超前政治理念的政治家们，在一次次的重复讨论和投票中，一步步地达成妥协和双赢，为美国的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种距离的另一表现便是汉密尔顿在美国初期实施的“近乎残酷”的经济政策。罗德岛事件[9] ，深刻揭示了没有经济知识的民众的自私和无理，很容易演变成为多数人的暴政，进而摧毁一个地区的经济。因此，汉密尔顿拒绝从道德角度来判断经济措施的好坏，而是从事物互动的关系中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汉密尔顿用铁血手段建立起来的以信用、负债经营为基础的城市工业经济，带来了美国经济列车的腾飞，同时，也将无数为美国付出过的公民残忍地甩下列车。

对上不屈服固然重要，对下媚俗更是难能可贵。具有优越地位的知识阶层在看待底层民众时，常常会带着原罪而不自觉地去美化他们，从而忽略了底层人民也往往是文明累积最薄弱的部分。然而，只有非常少的人能够有智慧和勇气做到，对强权和民众，都保持应有的独立和批判。幸运的是，美国国父们都拥有这种道德自信。

常常有学者将费城制宪会议看作美国民主进程中“开天辟地的里程碑”，加以大肆赞美。但实际上，费城制宪虽然是一个创新，却并不是一个斩断传统、开天辟地的事件。他们只是对现有的文明成果，适度做出进一步改革而已。

早在独立战争时期，各州政府就扎扎实实在基本维持原来格局的基础上，开始立宪、立法并完善议会。他们普遍地推出了一个州长，替代原来的总督，作为州的行政长官。也就是说，在制宪会议之前，初步的共和制，已经是各州在实行中的实际政体。

独立战争后，军人和政治家们都以民众自由为第一位，创造尽可能宽松的条件，让民众追求自己的幸福，并不希望通过剧烈变革的方式去推进。这四年间给了各州民主制度实践的空间，也给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垫了底。

美国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民主与平等（也即“美国梦”）的核心要义在于它使得人们相信，只要勤奋工作、努力工作、努力奋斗就能获得成功，实现自己的致富梦。不可否认的是，两百多年前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美国的确依靠以这个核心为民主制度推动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并成功跨越了阶级差。但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贫富差距逐渐扩大，阶级差变为不同阶层的人之间几乎无法跨越的鸿沟。但对自由的这一追求牢牢地扎根于百年来美国人的血液里，自由放任政策也彻底将自已与逐渐破碎的美国梦之间树立了一道“民主”的界限，无法抑制的不平等发展和自由政策的逐渐歪曲和偏离轨道的实施使得美国梦彻底破碎在了下层阶级那一群不知上层阶级为何物的孩子迷茫的眼神中。

在今天的我看来，美国本土的自然文化与传统早在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以及经济的膨胀发展下变了样，在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之中，制度生长、政府生长、民间社会增长必须要同步生长与磨合方能适应时势的变化和发展。但在恐怖主义盛行的今天看来，这三者之间似乎发生了某种细微地排斥和异样。不得不说，美国的民主已经走向了一条“生死攸关”的分岔路口。

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在此期间爆发的经济危机，无一不暗示着美国的民主已经无法解决和制约金融市场的危机，市场的“剥夺式积累”导致财富自外向内，由下而上全部汇集于美国的精英阶级，这一难以反转的恶性循环导致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阶级差异越来越明显。截至２００７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０．１％的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９０％家庭平均收入的２２０倍，而最富有的１％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１／３。斯蒂格利茨指出：“‘我们是那９９％的群体＇这一口号或许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一起向上迁移的。绝大多数是一起受苦，而最上层的１％群体却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那９９％群体的运动标志着打造一个新联盟的企图———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感……那些属于１％群体的人们攫取了社会财富，留给那些属于９９％群体的人们的只有焦虑和不安。[10]

1976年，美国最高法院规定企业有权无限度地向政党提供资金支持；到了２０１０年，最高法院“从本质上批准了肆无忌惮的大公司对竞选活动的捐助，这一判决象征了剥夺普通美国人权利的一个里程碑”。民主逐渐沦为资本家在资本操纵民主下的合法外衣，资本家开始渗入政治，他们的资本为他们的指手画脚和恶性竞争开具了一张通行证。从那些时点开始，民主已经不再是民众站在台下仅为自己向往的政治党派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一种思想性的选择，而是融入了资本的一种可操纵性的实物化的、物质化的产物。这些都导致了政治腐败和自由民主的渐行渐远。

按照历史学的观点，任何事物都被裹挟于时代的大势之下，难以反抗。就算美国的国父们早已断言党争的弊端并尽量避免，然而最终美国政府还是走上了两党相互执政的道路，且延续到了今天。由此可见，一个好的的制度，绝对不是依靠蛮力抵抗社会的改变。它应该有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以保证它能在社会的进步中实时跟进，保持活力。假如将政府比作一架马车，那制度就是前人铺设的道路，而监督制度和纠错制度则是掌握马车的缰绳。这缰绳该放在谁手上，该怎么去掌握才是正确的，这些都需要时间来予以验证。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缰绳制约，政府的权力马车终将变成一个庞然大物，无法控制。

不论是在今天频发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还是欧洲的“难民潮”，这些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在全球肆意展现自己野心和欲望的行为恰恰是最不民主和自由的。同时也为频发的恐怖主义提供了一个时势和政治上的温床，这些无休止的社会动乱和隐藏在风平浪静来的狼子野心都像是暴风雨来临前自树上飘落下来的一片片树叶，但这在告诉我们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已经与民间社会严重脱节，这些仅仅暴露在世人面前的冰山一角，已经告诉我们如果不制止这个霸权国家打着自由民主的继续四处扩张，将严重危及到全球的政治格局。这些踏着先贤者们的心血走上前来的后辈们，也不得不去解决这个重大的难题。像两百多年前那个燥热的夏天，他们必须将自己拉下自以为是的神坛，重新考量一下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根治着的文化和信仰以及游行示威的群众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1] 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9页。

[2] 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7页。

[3] 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68页。

[4] 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75页。

[5] 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80页。

[6] 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38页。

[7] 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38页。

[8] “电车难题”要数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考虑以上状况，你应该拉拉杆吗？

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Philippa Foot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提出的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的。从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明显的选择应该是拉拉杆，拯救五个人只杀死一个人。但是功利主义的批判者认为，一旦拉了拉杆，你就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同谋——你要为另一条轨道上单独的一个人的死负部分责任。然而，其他人认为，你身处这种状况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为，你的不作为将会是同等的不道德。总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这就是重点所在。许多哲学家都用电车难题作为例子来表示现实生活中的状况经常强迫一个人违背他自己的道德准则，并且还存在着没有完全道德做法的情况。

[9] 罗德岛事件：独立战争后，罗德岛上的债权人开始索债。由于贫穷和经济知识的缺失，民众要求用印纸钞的方法来解决。由于当时罗德岛的议会也缺乏基本的经济知识，导致此方案通过立法，一下子就印了价值10万英镑的纸币。由于纸币背后并没有相应的价值做支撑，债权人不肯按照面值接受，商店也不肯接受。最终，罗德岛的经济濒临瘫痪。

[10] 孙乐强. 西式民主制度局限性的集中暴露——对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反思[J].《红旗文稿》、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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