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日报 | 翁俊民在联合早报发文：印度尼西亚与多极世界新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沉迷于“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一个由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主导的发展与和平的时代。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前，全球没有任何国家拥有与美国相媲美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然而，冠病危机已被证明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并产生了复杂的后果。
正当美国和欧盟努力应对这一场流行病的同时，中国却似乎已恢复了日常运作，其经济活动也在迅速扩大。面对由美国、欧盟和中国三方主导的多极新秩序逼近的时刻，印度尼西亚必须乘此抓住机遇并作好准备。
美国强大的研发能力和资本主义制度，成就了它掌握对高科技和高附加值领域的控制权。美国六家特大型企业——面簿、亚马逊、奈飞（Netflix）、谷歌、苹果、微软（FANGAM）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像杰夫·贝佐斯和伊隆·马斯克这样的技术寡头精英。2019年，美国500家最大企业的总年收入估计为14万亿美元。
尽管美国在高科技产业占据至高地位，经济分量也拥有巨大优势，但它却积累了27万亿美元的债务，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0%。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是日本和中国，其次是欧盟国家。
美国国民收入的不平衡也在加剧，小企业和穷人远远落后于他人。高科技工业中心区的人往往很富有，并倾向于支持民主党；而像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这样的传统工业中心区的人则比较穷，而且倾向于支持共和党。
随着FANGAM企业日趋专注于数字化服务，美国传统的行业就越是被边缘化。这一趋势已成为社会脆弱的根源。在冠病疫情蔓延期间，口罩和个人防护设备等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生产能力，未能在紧急时满足需求。
以上论点的综合影响是，美国经济复苏道路预计将会遵循K字模型。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两个轨道将会相距越来越大。第一组人会迅速崛起，变得更富有；但第二组，即中下阶层，将会变得更穷。
基于K字型复苏、政府债务膨胀、国民、公司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应运而生的民粹主义政策、民主党和共和党阵营的两极分化以及持续蔓延的流行病毒，都可能导致美国社会多层面危机。如果不采取纠正措施，将标志着美国凋零的开始。
相反的是，中国预计将会经历V字型复苏，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快速、可持续地增长。
在企业层面，虽然我们经常听到中国拥有大型高科技企业，但中国始终维持着它的中低层次产业。中国有能力生产从玩具到喷气式战斗机等各种产品。
在冠病大流行期间，中国在满足国内需求之余，也向外提供援助和输出纸巾、口罩、塑料袋等低技术产品。以数字服务为导向的中国企业，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小米，也正在缩小与FANGAM企业的差距。
中国严格掌控的高中低三类技术产业、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政治稳定，都将进一步支持其优质经济增长。事实上，当全世界都面对穷困人口比例上升的时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于2020年11月宣布，中国政府成功降低国内人口贫困率。
我们如果拿美国、欧盟和中国在冠病疫情之前的个别GDP，跟占全球GDP的比率相互比较，就可以看得出美国和欧盟的增长是停滞不前，而中国的经济则是扩张性的。目前的冠病疫情更进一步显示这一趋势，而中国获得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加强只是时间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多极化新秩序将成为事实。
在多极局势中，拥有庞大资本的印尼不但能从疫情中恢复元气，还能出于若干原因，从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中取得优势。第一，印尼的建国五项原则（Pancasila）及其宪法，就为国家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活跃的外交政策，以及参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实基础。
第二，作为一个位于印度－太平洋区域战略位置的民主国家，印尼可以扮演一个强有力的稳定因素。世界力量平衡的转变，将加剧中美在东南亚的角力与竞赛。
在此情况下，全球60%的海上贸易必须通过其水域的南中国海将会升温。倾向于美国的小国如菲律宾可能被用作代理人，引发南中国海的不稳定，为的就是扰乱中国的贸易活动。
为此中国将会毫不犹豫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在亚细安，中国找到了柬埔寨、缅甸和老挝等小国盟友。然而，中国需要一个更重要的盟友，即印尼。在印尼，我们可以要求中国进行大量投资和转让技术，来加强印尼的工业发展。
此外，印尼还须要继续发展其基础设施，并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数据显示，印尼大约60%的劳动力只上过小学。提高人力素质不仅需要教学课程的改革，还需要技职教育，使劳动力最终能为各工业领域服务。
眼看着全世界都在印刷钞票，外国资金肯定会流入印尼。外资必须针对实质产业作长期投资，而不仅仅是投入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只是热钱而已。印尼必须执行《创造就业法》，以吸引外资对实质领域的投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印尼的实质产业，应该涉及从低到高科技各种领域。借鉴中国在疫情大流行期间的经验，产业多样性很重要。印尼三分之二的领土是海洋，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获得的优势。
海洋赋予渔民、相关海洋产业、旅游业和深海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巨大潜能，以加速印尼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印尼也有辽阔的热带雨林，为世界提供极为重要的肺功能。印尼可以利用这一点，作为与美国和欧盟谈判与合作的条件。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已经发出了一个外交政策路线的信号，表明他会关注环境和气候变化。
在融资方面，许多国家央行已经降低了利率，这意味着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低息贷款的时代。就此，印尼必须与债权方协商低利率条件，以重组现有债务。
最后，政府必须加强国家的发展规划。从体制上来说，印尼须要赋予其发展规划委员会更多职务与权力，在各内阁部门和政府机构制定可衡量的关键业绩指标，以便更容易检测其进展水平。毫无疑问，印尼可以利用新的世界秩序，来促进其发展的质量和资源公平的分配。
本文作者是印尼国信集团（Mayapada Group）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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