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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

点击蓝色字体关注 中西ABC 2024年09月02日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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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探望老校长:中风后,他改用左手书写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在即将失聪时,曾写下这段文字:“我决心扫除一切障碍,我相信命运不会抛弃我,我要充分估计自己的力量,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贝多芬指向的“命运”,恰似一位九十岁老人的人生写照:在革命的年代,他随洪流浮沉;在改革的年代,他是创造教育奇迹的“中国最年轻校长”;在奇迹被中断后,他“生不愿封万户侯”,以三十年如一日的思考和写作,扼住命运的咽喉。
每当反思中国教育,人们总习惯将目光转向欧美,或者追溯到上世纪的民国时代,其实,三十年前的中国教育,曾经诞生过一段可以媲美欧美和民国教育的奇迹——他和他创造的“珞珈山奇迹”。
他就是武汉大学“永远的校长”——刘道玉先生。
▍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学生可以不听
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让神州大地生机勃勃。除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千里之外的武汉,更是后来居上,开一时风气之先。而这一切,都源自一个人和一所大学——刘道玉和他的武汉大学。
1981年至1988年间,是刘道玉先生主政武大的黄金岁月,学生们称呼他“刘道”或“我们的刘道”。那个年代,武大最耀眼的不是它的樱花,而是由刘道玉和他的教授、学生们共同缔造的珞珈山奇迹。
何为奇迹?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看——当年的武大,校长不像校长,学生不像学生。
有学生记得,在开学第一天,刘道玉就讲:“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
据当年武大学生回忆:学生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讨论问题。他们的校长永远面目和蔼、举止优雅。因此学生们形容他说,仿佛不是回家吃午饭,而是去赶一个外事会议。
学生们可以组成讨论会,探讨各个学科最前沿的问题。据说,只要学生们邀请,刘道玉校长会尽可能推掉其他事情,参与讨论,倾听学生们的声音,这个被称为“快乐学院”的群体,至今仍是刘道玉的骄傲。

与刘道玉血脉相连的武大,位于美丽的珞珈山

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人为设置一道道的门槛和禁区,磨灭学生们求知的冲动,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减少限制,点燃学生对知识的敬畏和渴求。
他是那个时代的改革派。三十年过去了,他被公认为50年代后,中国最优秀的教育家。
▍是他塑造了“武大精神”
为什么要建立大学?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对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答案。
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学是为了培养具有某种技能、完成某种使命的人才。这是将人当作工具的实用主义。其实,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教育的起点,是让人明白最基本的是非善恶,并塑造健全的人格,而终点则是追求真理。
我们都知道,哈佛大学的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则是:“真理与光明”。追求真理,应该是教育的真谛,是人类最高,也最美好的理想。
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除了给学生和教授以自由,更重要的是理解教育的真谛以及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魄力。刘道玉在武汉大学的教育改革,主要包括:
(1)取消政治辅导员,开设导师制和学术假制,使得教师队伍形成学术至上的作风。
(2)学分制、主辅修制。使学生可以自主形成知识结构;
(3)转学制。让学生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
(4)插班生制、贷学金制为学生的学习广开“方便法门”。
刘道玉的个人魅力,加上他直击要害的改革措施,武汉大学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当时的武大,成为全国各地学生们最向往的学校,武大的目标,并不是争当中国第一,而是奋起直追世界级名校。
刘道玉的专业是化学,他最初梦想是成为一名化学家、发明家,诺贝尔是他的偶像。而当他服从组织安排,成为武汉大学校长之后,他却收获到另一种乐趣:“培养出让自己尊敬的学生而骄傲。
珞珈山下、东湖水畔,在他担任武大校长的八年,送走了近2万名天之骄子。中国失去了一位化学家,却多了一位世界级的教育家和无数名杰出的“武大人”。
原为武大教师的陈加宽先生曾说:“解放前的校长我最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桢,解放后是匡亚明和刘道玉。”他撰文称:“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
▍改革之“士”:不自由,毋宁死
刘道玉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曾不无骄傲地说:“80年代任职的大学校长之中,没有谁像我一样呼吁教育改革了,也没有谁对中国的教育理解更深刻了。”
遗憾的是,就在武汉大学如日中天的1988年,刘道玉突遭罢免,不得不离开武汉大学校长一职。对此,外界有很多说法。但最终可归结为两种:
一是他与主管教育的部门不和。
二是他因“霸座事件”,与省里不和。
“霸座”一事,说来话长:
1986年,刘道玉校长为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国家级空间物理实验室,与科学家梁百先教授等5人一起,从武汉乘火车前往北京汇报工作。
因考虑到梁百先教授年事已高,刘道玉校长便与他一同买了卧铺票。他们上车后,便在规定车厢内休息。
当时的省领导一行也在这趟列车上。谁曾想到,省领导的随从们因嫌弃自己的车厢离厕所太近,强行要求刘道玉一行与他们交换了包厢。
这一事件,后来被香港媒体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刘道玉也因此被罢免。
我们的文化,向来崇尚的是一团和气的“和”文化,“不和”二字,从来都是贬义词。然而,“不和”似乎是刘道玉与生俱来的性格。刘道玉求学的时候,老师就指出他的缺点是“个性强、自负、爱表现”。对此,刘道玉不认为这是缺点,他说:个性强比没有个性要好,自负比自卑和自责要好,爱表现比不表现和无所作为要好。
是什么支撑着刘道玉甘冒与上面“不和”的风险,推进几乎“革命式”的教育改革?其实,刘道玉先生早已给出答案,他说:
我记得王国维1927年6月2号早上,到别人家里借了两块钱,坐人力车到了昆明湖,穷到那个地步,后来自杀了。他的墓志铭我不全记得,但是有两句话:独立其精神,自由其思想;不自由,毋宁死。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市侩学者的区别,一个真正的追求美的学者和一个追求金钱的学者的区别!
正是这一可贵的品质,刘道玉从没有把大学校长当“官”来看,在他不得不卸任武大校长后,拒绝了去教育部当“京官”、去某省担任市长的邀请。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人生就是这样,刘道玉也不例外。卸任武大校长,让他的教育改革夭折,却成为他人生认识上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之前我还有作为工具的一面的话,之后我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现实中,政治逻辑战胜了学术逻辑。但在刘道玉的内心深处,依然坚守着学术逻辑。
纵然政治逻辑大行其道,人性的光辉依然常在。让人感动的一幕是,刘道玉每到一处讲座时,都有当年的学生,拿着毕业证书恭恭敬敬地请他在校长一栏补签上大名。学生们说:“我是刘道玉校长招来的,毕业证上怎么能是其他人的签名呢?”
权力与道德,孰轻孰重,高下立判。
▍学校一切工作,须以学生成长为出发点
“卸任”武大校长之后,刘道玉没有气馁,而是开始攀登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峰——教育研究和演讲,并留下长达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的演讲。《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大学的名片》《创造教育书系》以及最新出版的《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无一不指向中国教育的病根所在。
“刘道玉”三个字,是武大学子的信仰。他在武大的每次演讲,听讲者数以千计。
刘道玉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因为他的国际视野和触及教育灵魂的改革理念: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刘道玉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曾说:“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是学校的名片,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学生成长为出发点。”
由于身体每况愈下以及其他原因,2008年3月22日,刘道玉做了最后一场公开演讲,并宣布正式关闭演讲。
这一消息宣布后,学生们热烈的掌声长达半小时,然而,所有学生都不退场,他只得穿过人群,但未料到1000多人尾随出来。刘道玉不停地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的讲座门关了,但我的家门没关,欢迎你们随时家访。”
一位听完讲座的学生在日记中说,得以近距离接触老校长,来武大几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老校长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校长,直到今天,老校长翩翩的风度,敏锐的思维,远瞻的眼光,和蔼的态度,可敬的人格,武大历史上无出其右者。”
▍“武大蔡元培”:毕生都在研究“创造教育”
20世纪,中国有两个教育的黄金时代,也是思想自由的时代。
一个是众所周知的20-30年代的蔡元培时代,另一个就是80年代的刘道玉时代。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相同的是,教育家办校,学术自由,结果都是群星璀璨,大师云集。因此,刘道玉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
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主持人窦文涛,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想我们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
野夫忘不了自己因蒙冤在武汉服刑时的情形。老校长刘道玉和同学李为去看望他,监狱长得知探望之人是刘道玉,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任其长谈。
野夫在日后回忆道:我在学校时与校长并无太多交集。但校长对我的关爱,则可用天高地厚来形容。毕业后有几年,我曾经堕入人生的真正低谷。校长不断来信给我鼓励,甚至带着几个博士亲赴高墙内探看,赠书送药,救我于绝望之渊。
左起第二为刘道玉、第三为野夫

多年之后,刘道玉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称“大学之魂是创造。”他说:“我毕生研究创造教育,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无不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
他将古往今来的人才观归结为五种:工具型、知识型、全面型、智能型和创造审美型。在20世纪80年代,作家金马在自己所著的《生存智慧论》中引申和发挥了这一思想。
▍他是杨小凯的伯乐,杨小凯是他一生的骄傲
刘道玉校长一生桃李满天下,邓晓芒、易中天、胡发云、野夫、邹恒甫等等,不胜枚举,但是若论遭遇最坎坷,又最杰出的学生,非杨小凯莫属。

大学之大,在于有大师

据刘道玉校长亲述:十年牢狱之灾出狱后的杨小凯,非常坎坷。1978年恢复统一高考以后,小凯报考了北京某大学,但由于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1979年,报考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又被取消参考资格。
1980年,在副院长于光远先生的帮助下,杨小凯获得了考试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那时,计划经济控制得很严,他只能作为临时工使用,更谈不上迁移户口和解决妻子、女儿随调的问题。
1981年,武汉大学的刘鹰恰好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进修,见到了杨小凯后,极为欣赏,于是立即写信给经济管理系党委书记胡春芳,希望把杨小凯调来学校任教。当时武大经济管理系亦是新成立的,急需经济学人才。
那年5月,刘道玉校长正好在湖南参加招生工作会议,胡春芳专程赶到湖南找到刘校长,向他说明了杨小凯的情况,希望把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正好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到刘道玉先生下榻的饭店看望他,刘校长当面向他提出了调动杨小凯的想法。

毛致用很熟悉杨小凯的情况,对他的遭遇也很同情。据此,刘道玉校长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是杨小凯的问题发生在湖南,因此希望湖南省委一定要给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
二是杨小凯的专案材料(据说有两尺多厚)不得进档转到武汉大学;
三是把杨小凯的妻子女儿一起调入武汉大学,以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
毛致用当即表示同意刘道玉的要求,并指示省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武汉大学尽快办妥杨小凯的调动事宜。为了做细工作,刘道玉还拜访了杨小凯的父亲杨弟甫先生,并获得同意。

杨小凯翻身的三大推手:于光远、刘道玉、邹至庄

就这样,杨小凯虽然没有正式入过大学的门,但却以自学和研究的成果获得了世人的器重,从而成了武大的一名教师。一年后,经教育部批准破格晋升杨小凯为讲师,并据此给他定了工资级别。 
杨小凯在武汉大学期间,讲授“经济控制论”、“数理经济学”两门新课。与此同时,他完成了《数理经济学》与《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著,写出了《湖北微观经济模型》等十几篇论文,初步展示了他出众的才华。
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来武大讲学,他与杨小凯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并对杨小凯的才华和成果极为欣赏,表示要邀请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很快,杨小凯收到了邹先生的邀请函,他立即向学校提出了出国学习的申请。可是,那时还处在拨乱反正期间,左的思想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刘道玉把杨小凯的申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讨论,结果绝大多数的常委不同意他出去,认为他坐过10年牢,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像他这样的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刘道玉辩解道:“小凯的问题,已由组织部门正式平反了,既然是错案,那坐牢一事就不应当影响他出国。”但是,刘道玉势单力薄,杨小凯出国的申请仍遭到了否决。
刘道玉把情况告诉了小凯,并对他说:“看来,现在只能绕道走,撇开武大党委。”刘道玉建议杨小凯请邹先生给中央写一封信,明确要求你去他那里读博士学位。果然这一招很灵,刘道玉很快收到了中央信件上的批示:“邹先生的要求应当支持,请武汉大学办理。”
有了尚方宝剑,刘道玉就不再把小凯的申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去讨论了,而由他直接批准杨小凯出国。次年5月,刘道玉又批准杨小凯的妻女去美国探亲,这就解除了杨小凯的后顾之忧,使之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
杨小凯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又历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讲师、教授。1993年,他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小凯是改革开放以后30万留学生中的第一个院士,是真正的佼佼者。
1986年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在访问莫纳什大学时对校长说:“当今世界经济学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超边际分析,就在你们学校,创始人就是杨小凯。”美国媒体也评论说:“华人经济学家中,杨小凯是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对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会怀疑。 

杨小凯与诺奖得主布坎南

当年前往美国深造之时,杨小凯曾和刘道玉校长约定:学成归国,一起把武汉大学办成世界一流高校。然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为大环境突变,随着刘道玉校长的被免职,这个约定终成泡影。
这是刘道玉和杨小凯的遗憾,也是中国的巨大损失。
▍生不愿封万户侯,武大“永远的校长”

刘道玉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与中国40年的教育改革画上了等号,正如易中天教授所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就像武大里至今没有刘道玉一个题字,也没有一座建筑、一条道路冠上他的名字。然而世所公认:他的生命历程、改革历程,早已与武大、与中国教育血脉相连。

作为改革家,他大胆创新、甘冒风险;作为教育家,他慧眼识珠、成就斐然;作为良师益友,他爱才如命、义薄云天;作为知识分子,他刚直不阿,不慕权位……如易中天所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
离任武大校长后,刘道玉“生不愿封万户侯”——拒绝了担任某部部长的仕途安排,也拒绝了国外诸多名校请其担任校长的邀请。三十年来潜心研究教育、公益和中国的改革命运,并不断有新的文章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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