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历史时期，云南文山苗族一直有着自己特定的通婚圈，主要表现在通婚对象与通婚地域这两个方面。在通婚对象上，文山苗族一直坚持族群内婚优先的原则。在通婚地域方面，则通常限定在附近村寨。当代，文山苗族通婚圈在原有基础上逐渐扩大。族内婚仍是个体择偶的优选项，但族际婚从开始的不被接受到现在已大量出现。通婚圈的地域限制逐渐被打破，发展出跨省、市乃至于跨国、跨洲的远距离婚姻。族际婚与跨地域远距离婚的大量增加，使得不同民族群体的生理性融合成为可能，并成为其他文化融合的基础，进一步促进了文山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从心理上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当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之一。
[关键词]文山苗族；通婚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
基金项目：中国侨联项目“海外苗族经济文化交流与认同问题研究”（19BZK219）、西南大学中央高校科研基金重大培育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国苗族经济文化交流与认同问题研究”（SWU909214）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黄秀蓉，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苗族、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
2021年8月27-2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境内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新民族共同体，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2]中华民族共同体早已形成，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的强化。因此，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对促进当代中国民族工作的纵深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近年来，学者们对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提出从民族政策①、民族关系②、民族教育③、思想政治教育④、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⑤、社会制度建设⑥等方面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已有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与局限，主要表现为宏观层面的研究多，微观层面的研究少；理论层面的阐释多，实证层面的研究少；多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入手，少有经济文化等物质领域分析等等。事实上，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探索，除了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还需要更多来自田野调查的微观层面的实证性研究，才能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在不同层面深度发展。从历史时期到当代，婚姻缔结一直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之一。“血缘融合是族群融合的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途径，族际通婚的比率也就成为测度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重要尺度，在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缔结婚姻以及婚姻的延续演变过程中，实际上反映出了许许多多与族群关系密切相关的各类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人口因素的交互影响。”[3]（P.462）人类婚姻的本质，虽然可被定义为“由社会接受并认可的发生在两个成年人之间的性结合”[4]（P.140），但婚姻又不仅仅是两个个体的结合，而是涉及双方及其相关血缘亲属共同组成的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因此，某一婚姻个体在特定民族或地域范围内寻找自己的婚配对象，即社会学意义的通婚圈[5]（P.231），便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在中国这样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某一民族的通婚圈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逐渐扩大，必然会推进相关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文化共性的增加，并在心理层面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因此，本文从族际婚的持续增加与通婚范围的地域扩大这两个方面来呈现当代云南文山苗族通婚圈的变迁⑦，探讨通婚圈扩大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实践作用。文山苗族语言属于苗语西部方言川黔滇次方言，大多自称为“蒙”，内部又分为七个不同的支系（即蒙逗、蒙诗、蒙叟、蒙颛、蒙邶、蒙沙及蒙巴），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8个县域都有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6]（P.6）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文山州苗族总人口为506，550人，占全州总人口数的14.46%。在历史时期，文山苗族保持着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多数苗族村寨都是单一民族村寨。婚恋方面，文山苗族青年男女大多在花山节期间以自由恋爱的方式寻找恋爱对象，但婚姻的最终缔结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则。他们有特定的通婚圈，即优先保持族群内婚制，很少和其他民族发生族际通婚。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简称《丛刊》）等系列文献。马戎对《丛刊》中有关族际通婚的资料进行了分类统计，把苗族归类为“很少与外族通婚”的六个民族之一，但他认为不同地区苗族的情况有所差异，即“四川、广西和贵州的苗族一般不与外族通婚，云南和贵州个别县报告有少数通婚的情况，而且存在性别选择（汉男娶苗女）”[3]（P.448）。陈明侠的研究把苗族归类为“一定条件下与外族通婚，实行不严格的族群内婚制”的十一个民族中[7]。在族群内婚这一大的通婚圈内，文山苗族还有着“姑舅表婚”这一优先通婚等级以及“同姓不婚”的通婚禁忌。在当代的田野调查中，我们仍然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传统族群内婚制对近代以来文山苗族的影响。龙树脚村是一个典型的苗族村寨，在行政上属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董干镇新寨乡。龙树脚村所在的麻栗坡县，位于文山州东南部，县境东部与富宁县连接，西部与马关县毗邻，北部与西畴县和广南县相连，南部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河江省的同文、安明、官坝、渭川、黄树皮、河江等五县一市接壤，国境线全长270千米。截至2019年，龙树脚村有72户人家，共计330人。龙树脚村的居民，除近些年来从外地嫁入的少数外族女性外，全部为讲苗语西部方言川黔滇次方言第一土语的白苗支系苗族。龙树脚村的苗族共有九个姓氏，分别为杨、王、罗、陶、李、熊、项、吴、马，其中以杨姓苗族的人数最多，共计17户117人。⑧从族谱记载的一世祖杨治福子算起，龙树脚杨氏苗族已经发展到第十代人。从清末迁居龙树脚，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一百多年，是龙树脚苗寨主要的创建者之一。杨氏苗族第八代人是现在年龄最大的那一代。他们大多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最迟在改革开放前都已结婚成家。他们选择配偶的民族与地域范围，基本能够反映那个时代文山苗族通婚圈的特点。因此，本文以第八代杨姓男性的婚姻作为该时期的个案进行分析（见表1）。⑨
龙树脚杨氏苗族第八代男性的通婚圈，体现出较为严格的族群内婚制特点。9名男性中，只有1人与外族女性通婚，其余的都与同族女性结婚。唯一与外族女性通婚的杨XC，也是因为当时迫不得已的原因才选择了壮族姑娘余氏。婚后，余氏成为当时龙树脚村里唯一的一个外族人士。余氏嫁过来时不会说苗语，也不懂得苗族的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在村子里常受到其他人的嘲笑，以至于杨XC的家人也对这个外族媳妇非常不满意，常在生活琐事中挤兑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余氏学会苗语并生儿育女后才逐渐好转。可见，在那个时期，与外族人士通婚很难被村寨的人所接受，即使已经存在的族际婚，也会在实际生活中遭遇诸多困难。除了沿袭族内婚的传统，龙树脚苗族还坚持“同姓不婚”的通婚禁忌，即同一父系血缘的内部是不能发生婚姻关系的。表一中龙树脚杨姓苗族第八代男性中，就没有一人与同姓女子成婚。同时，苗族传统婚俗中的“姑舅表”优先婚，在新中国成立后便逐渐被淘汰了。龙树脚杨氏苗族第八代男性的通婚圈，还体现出较为狭窄的地域范围特点。9名男性中，3名与同村苗族女子成婚。其余男子的配偶，也都来自附近的苗族村寨，大多同属于今天麻栗坡县董干镇的范围。只有杨XZ与杨XC的配偶，其出生地不属于董干镇，但同属于麻栗坡县。龙树脚杨氏苗族男性通婚圈的地域范围，很明显受制于当时不发达的交通条件，只能在各自村寨或附近村寨寻找合适的婚配对象。无论是族内婚的盛行，还是在有限地域范围内的近距离择偶，都表明在改革开放前，以龙树脚村为代表的文山苗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一种较为封闭的生活状态，较少与本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很大程度上仍然保存着自己的传统生活习俗与传统文化，较少融入苗族村寨以外的主流社会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文山苗族通婚圈较之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明显增多；二是文山苗族通婚的地域范畴已超越附近村寨的范围，通婚地域逐渐扩大，开始出现国内跨省、市的远距离婚姻以及跨国、跨洲、跨洋的跨国婚姻。这里，我们使用龙树脚杨姓苗族第九代人的婚姻为该时期的个案进行分析（见表2、表3）。这一代人大多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其结婚成家的时间，除了少数几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其余都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文山苗族通婚圈的民族与地域范畴。
表2、表3直观显示出，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龙树脚杨氏苗族两代人婚配对象的选择，在继承传统习俗的基础上表现出较大的变化。杨姓苗族第九代人的通婚圈相较第八代人来说，无论是配偶的民族身份还是配偶出生的地域范围，都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扩大化趋势。首先，苗族传统的族内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第八代的9名男性中，8人选择与同族姑娘结婚，族内婚的比例约占89%。在第九代的36名男性与女性中，共有21人选择与同族人结婚，族内婚的比例约占58%。这一组数据表明，在龙树脚这样的苗族村寨，族内婚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它是村民择偶时优先考虑的对象。之所以先考虑和苗族人结婚，是因为大家都可以说苗话，不存在互相听不懂。找个外族人结婚嘛，又听不懂我们的苗话，虽然我们也能说汉话，但是有些东西必须用苗话才能表达好，还有些东西不知道用什么汉话来表达，用汉话说起来还是很恼火。他们也不懂我们的风俗习惯，做起事来会遭我们族人的笑话。所以，年纪大一点的人，还是认为要和苗族结婚才好。如果实在没有合适的，才考虑其他民族的。以此看来，优先选择同族人为配偶，是因为双方使用相同的语言、具有相同的风俗习惯而更便于交流，更容易相互理解，在现实中也更容易与苗寨中其他人建立较好的社会关系，更好地融入苗寨的社会生活。其次，在族内婚的基础上，龙树脚杨氏苗族第九代人与其他民族的族际通婚明显增多。在第八代人中，9名男性中只有1人与外族女性通婚，族际婚的比例约为11%。在第九代的36名男性与女性中，就有15人与外族人士缔结了婚姻，族际婚的比例大大提高，达到了42%。在第九代人的15例族际婚中，对外族配偶的选择，又大多集中在汉民族中，15人中14人都选择了与汉族结婚，占族际婚的93%。现在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只要他们喜欢，年轻人可以和不是苗族的人结婚。我们这里，有好多不同的民族，并且现在大家都能说汉话，有些人还可以讲一些其他民族的话。和其他民族的人结婚，还可以晓得和我们不同的风俗习惯。为什么我们多数都会选择与汉族人结婚？那是因为中国还是汉族人多一些，那些出去外头工作的年轻人，接触的差不多都是汉族人，与汉族结婚就多了。再说了，汉族人的经济条件都要更好一些嘛。在文山其他苗族村寨的田野调查中，多数被访谈人都表示，他们现在可以接受与其他民族的人结婚。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会优先选择与苗族人结婚。在与外族人进行通婚时，他们又会优先选择与汉族人通婚。这既与汉族人口数量较多有关系，也与长期以来苗族在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交往中形成的民族观念有关。文山苗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一直处于一种相对贫困的状态，在当代突破了族内婚的通婚圈子后，较好的经济条件成为他们选择配偶的一个主要因素。前述龙树脚杨氏苗族的案例中，第八代人的通婚圈，地域范围局限在龙树脚本村及附近的苗族村寨，唯一一个族际婚的地域也在麻栗坡县域范围内。但到了第九代人的通婚圈，地域便大大超出麻栗坡县域范围，文山州内的富宁县、文山县，云南省外的重庆市、湖北省以及更为遥远的福建省，都在龙树脚苗族的通婚范围之内。36人中有8例超出了麻栗坡县域范围，远距离婚姻达到22%的比例。村里有一些年轻人和外面的人结婚了。有近一些的，有远一些的，远的在北京上海。有的是小姑娘出去打工，在那些地方找了婆家，XX家的两个姑娘就是；有的是男娃娃读完大学留在那些地方，就成家了，XX家的儿子，毕业后留在广州大城市，娶了个汉族女娃娃，有出息得很喔。事实上，整个文山地区其他苗族村寨的通婚圈，延伸的地域范围更加广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文山苗族通婚圈的地域范围，已经不仅仅限于中国境内。文山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相当多的苗族居住在中越边境地区，而越南北部山区也生活着大量与他们同宗共祖、具有相同语言与文化传统的苗族同胞。[8]因此，中越边境线两边的苗族，缔结跨国婚姻的比例很高。以麻栗坡县董干镇的马林村为例，截至2019年，共计有257对苗族跨国婚姻案例。在这257对苗族跨国婚姻中，256例是越南苗族女性与中国男性的通婚，其中与苗族男性通婚的多达202例。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与越南苗族通婚在文山边境各县苗寨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文山苗族还有与老挝苗族通婚的案例，不过在数量上相对较少。除了与周边国家的苗族通婚以外，文山苗族的通婚圈还扩展到与中国不相邻的跨越大洲大洋的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来，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苗族，开始回到中国寻根问祖。[9]云南文山州是他们到访最多的地方，文山是他们祖辈迁徙出中国的最后一站，他们与文山苗族语言相通，彼此能够进行无障碍的直接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文山苗族与来自美国的苗族恋爱，最终缔结了远距离的跨国婚姻。前述龙树脚杨氏苗族家庭就有女性（杨GM）与来自美国加州的王氏苗族男子结婚。根据云南文山苗学会副会长杨朝山先生的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前十年，文山州出现了超过100例的中美苗族跨国婚姻。这些中美苗族跨国婚姻中，超过80%是文山苗族女性与美国苗族男性的结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性别选择。文山苗族跨省市跨国跨洲远距离婚姻的缔结，大大超越了历史时期传统通婚圈的地域范畴，更多远距离的不同人群被包括在其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山苗族与不同地区的经济交流，促进了文山苗族与其他地域人群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以目前田野调查的材料看，随着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这种趋势将会继续保持并持续扩大。改革开放后，僻居边远山区的文山苗族的通婚圈发生了明显可见的扩大化发展，这与中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及苗族自身的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飞跃式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山地区的很多苗族选择外出务工或经商，去到了祖国各个地方。以龙树脚村为例，根据村委会的不完全统计，村里的年轻人，90%以上都有过外出务工的经历。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有的人甚至在外出务工后就不再回到村里居住，而长期在务工地方生活，这在文山苗族村寨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他们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的机会增加，婚姻配偶的选择范围随之扩大，不同民族的人，不同地域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生活中的伴侣，文山苗族的通婚圈便自然而然地扩大了。除了外部环境的改变，文山苗族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推动通婚圈扩大化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仍然以龙树脚杨氏苗族家族为例，在第八代的9名男性中，从未上过学的文盲有4位，占全部总数的44%左右。其余人中有2位为中学肄业，1位为高中毕业，1位为中等民族师范毕业，1位为大学专科医学院毕业。[10]（P.72-81）到了第九代人的23名男性中，从未上过学的文盲有3位，小学毕业1位，初中毕业6位，中等专科学校或中等师范学校3位，高中毕业1位，大专以上学历9位（大学专科5位，大学本科3位，硕士研究生1位）。[10]（P.82-100）第九代人受教育水平明显有很大的提升，获得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人数大大增加，占全部总人数的40%左右。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使得人口的综合素质大大提高，在理解并接受与自己不同文化方面明显要高于未接受过系统学校教育的人口。同时，这些人活动的地域范围也大大高于未受教育或更低教育水平的人口，更有机会接触不同地域或不同民族的异姓，远距离婚姻以及族际婚的发生频率也随之大大提高。近年来，随着各种网络平台的兴起与快速发展，苗寨新一代年轻人的社会交往已不仅仅限于实际面对面的生活。网络平台的社交完全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甚至也不受语言的限制，可以与更加多元的人群与文化接触。他们即使不在外地生活，仍然可以从网络社交平台认识到遥远地方的不同族别的异姓，并发展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婚姻伴侣。可以预见的是，文山苗族通婚圈在当今的基础上还会继续扩大。四、文山苗族通婚圈扩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探索当代文山苗族通婚圈的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传统婚恋模式，并促进其婚恋文化的新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通婚圈的不断扩大，意味着他们可以与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群进行交往交流交融，更好地适应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也更容易被其他民族接受而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更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1]。因此，文山苗族通婚圈的扩大化，在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中，具有了更为重要的现实与实践意义。在社会学范畴内，不同群体间的融合有着不同的维度，包括生物、文化、结构以及心理等不同方面。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通婚对象和通婚地域的扩大，都会带来以上层次的融合现象，首先便是生物性融合这一层次。生物融合，即不同民族之间发生的族际通婚，“使得先前不同的群体在生物学意义上融合到了一起”[11]（P.97）。当代文山苗族族际通婚的大量增加，也符合这一生物融合规律。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通婚，使得文山苗族在生物学意义的体质方面与汉民族等其他民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交流与融合。因此，在民族认同上就会产生不同层次的群体认同，并且会趋向于更高层次的群体认同。我的父亲是苗族，母亲是汉族，我身份证上的民族身份是苗族。当我与苗族同胞在一起说苗话时，我更多地趋向于苗族身份认同，但是当我走出苗寨，用汉话与其他民族的人交往交流时，我又会淡化我自己的苗族身份，更多地强调我母亲是汉族。更进一步来说，我也属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是融合了汉族与苗族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随着文山苗族与汉族之间通婚数量的增加，他们更加趋向于新的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从这个意义来讲，通婚圈中族际婚的不断增多，表明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程度会不断提高，这就使得个体或群体在群体归属感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当更高层次的群体认同给个体或群体带来更多切身利益或更高的心理安全感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更高层次的群体认同。因此，这对于中国现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1]，即逐渐推进各民族的社会结构融合。社会结构具有不同层次，初级社会结构指相对较小且具有亲密关系的群体，主要是家庭和朋友圈子。次级社会结构指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的组织。在多民族国家范围内，次级结构的融合一般会先于初级结构的融合，“因为显然少数族群和支配族群进入正式关系必将先于在私密社会场所中发生的关系。群体可能在次级结构同化水平上达到了显著的程度，但却没有进入初级结构同化”[11]（P.96）。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山苗族在与主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也明显体现出次级结构融合先于初级结构融合的现象。随着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实施，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获得了国家法律意义上的承认，各少数民族群众获得了以前未有过的社会公权力，并在某些领域获得了国家的优待与扶持，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可以说，在次级社会结构的融合方面，各个少数民族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以龙树脚杨氏苗族为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家族没有人在地方政府、学校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中担任公职。新中国成立后，杨氏苗族第八代的9名男性中，就有7人进入政府机关、学校以及军队等各种机构中任职，担任社会公职的比例高达77%（见表4）。正如杨XC所说的那样，“作为苗族，我们杨家这一代能有这么多人在国家各级机关里工作，有的人还是文盲，这在解放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呐，感谢共产党给我们苗族人的机会”。
以上杨氏苗族第八代男性的就业与工作情况，显示出在新中国成立后，原来完全被排除在政府各级机构的龙树脚苗族人，在共产党新政府民族平等的新政策下，获得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平等权利，初步完成了与主流社会的次级融合。但是在初级结构的融合方面，龙树脚杨姓苗族第八代男性并没有达到与次级结构融合同样的高度。这一代人9名男性中，仅仅只有1例族际婚，远远达不到不同民族通过族际婚姻形成更为亲密的初级社会组织，并进行更紧密地交往交流交融的目的。到了龙树脚杨氏苗族第九代人时，次级结构的融合继续发展。这一代人的23名男性中，有14人在国家各种机构中工作，包括教师、医生、兽医等各种专业技术工作以及各级管理岗位工作，担任社会职务的比例达到了60%。[10]（P.82-100）虽然他们在担任国家各级机构工作的比例较上一代人有所降低，但是这一代人的就业范围远较上一代人宽广，很多人在各种私营企业中任职，也有人自己创办工厂企业等，从事各类商业活动，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其实更高。更为重要的是，杨氏苗族第九代人族际婚的比例大大提高，达到了42%的比例。从这一点来说，改革开放以来龙树脚杨氏苗族第九代人通婚圈的扩大，大大推动了苗族与主流社会其他民族的初级结构融合。他们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在更加亲近私密的家庭情景中交往交流，势必推动新的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想象一下，随着这种族际通婚的比例越来越大，不同民族在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并接受更多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此基础上，接受并铸牢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然就水到渠成了。因此，通婚圈中一定数量族际婚的增加，成为不同民族社会结构融合的关键性阶段。以龙树脚杨氏苗族个案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山苗族群体学习并接受中国主流社会的文化模式——汉语言文字、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等，在次级社会结构层次完成了与主流社会的融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山苗族通婚圈的扩大，族际婚与远距离婚姻圈的明显增加，与主流社会的初级结构层级的融合也逐渐展开并取得明显效果，进一步从心理层面强化了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认同。通过对龙树脚村杨姓苗族家族两代人通婚情况的梳理，不难发现，文山苗族的通婚圈在改革开放以来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族际婚的明显增加与通婚地域的明显扩大。中国社会的核心是家庭，亲属整合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原则。具有不同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的不同民族个体，通过族际婚姻缔结成为家庭。他们所养育的后代，奠定了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具有不同族群文化背景的个体，在家庭这个亲近私密情境下的交往交流，融合了原本各自不同的文化。而且这种私密情境之下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社会公共领域内的文化融合代替不了的。婚姻家庭生活与整个社会密切相关，族际婚中家庭文化的多元与融合，最终会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影响。而通婚地域范围的扩大，使得不同区域间的文化得以相互交流，有利于消除地域间的文化隔阂与差异。从文山苗族通婚圈变迁的案例，我们可以看见，通婚圈的扩大尤其是不同民族间族际婚的增加，可以有效促进不同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并进一步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使得各民族更加团结统一，并从心理层面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因此，在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探索中，促进中国境内各民族形成更加开放多元的通婚圈，是可行方式之一。
①参见下列文献：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周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重进路》，《学术界》，2020年第8期，等等。②参见下列文献：麻国庆《民族研究的新时代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纳日碧力戈等《“五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等等。③参见下列文献：青觉等《使命、困境与超越：中小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的理论分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年第5期；袁同凯等《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等等。④参见下列文献：蒋文静等《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层次及实践路径》，《民族教育研究》，2020第1期；詹小美等《民族观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理论教育》，2019第1期，等等。⑤参见下列文献：乌小花等《践行守望相助理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的理论与实践》，《民族研究》，2019第5期；李维军等《红色文化增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向度解析》，《广西民族研究》，2020第2期，等等。⑥参见下列文献：马冬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保障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第5期；岳凤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红旗文稿》，2020第8期，等等。⑦文中所用材料，除已注明出处的，均为笔者及笔者所指导的研究生从2015年至今在中国云南文山苗族村寨以及海外苗族社区田野调查而来。特此说明。⑨杨姓苗族第八代的女性仅有1人，且在未成年时期即离世，所以此处没有杨姓第八代女性的婚姻材料。但同时期龙树脚村内其他姓氏的苗族女性，其婚配对象都为苗族，没有嫁给异族男性的，其配偶的出生地也大多是龙树脚附近的村寨。⑩2018年1月23日，在龙树脚村杨XH家中对他的访谈。11.2018年1月23日，在龙树脚村杨XH家中对他的访谈。12.2019年1月26日，在马林村王HM家中对他的访谈。13.宋薇薇《中国边境苗寨跨国婚姻研究——以麻栗坡马林村为例》，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14-16页。14.该数据由文山州苗学研究会副会长杨朝山先生提供。16.2021年3月17日，在龙树脚村杨XC家对杨RX的访谈。17.2019年2月19日，笔者在龙树脚杨XC的家中对杨XC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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