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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 魏剑美

大学生高晗，仅仅因为在豆瓣上给一本叫《休战》的译著打了个“两星差评”，评价其“机翻痕迹严重”，就被穷追猛打，甚至“闹到了学校，惊动了学部”。最后“经批评教育”，删帖加发表“致歉声明”。

近些年来，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明明都是正常的社会批评甚至专业批评，但却引发强势一方的“贴身进攻”，不仅恶劣地借助“组织关系”施压，还不惜非法动用公权力，对发声者加以打击，甚至直接定为“诽谤”。

贵州毕节一个小区业主，在业主群里随口骂了社区主任一句“草包书记”，就被警方跨县抓捕。——相比之下，四川某县的“二胡书记”始终没有动用权力对“诋毁”他的网民进行抓捕，实在值得人心怀敬意。

一些企业也颇通此道，在面对负面评价时，不是解释说明，也不是危机公关，更不是反躬自省，而是罗织构陷，以地方保护为名与某些权力人物暗通款曲，以“跨省抓捕”的方式来堵天下人之嘴。

正是在这样一种风气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有目共睹的社会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不敢发声了，并且还将“不吱声”视为一种“成熟”和“智慧”。

去年成都大学的党委书记，直到自杀之前，才第一次在朋友圈发信息。而像他这样稍有身份就“沉默是金”“爱惜羽毛”的，几乎算是普遍现象。

这就让人奇怪了：微信公司开发“朋友圈”功能，就是让用户交流思想、分享信息和发表意见的，朋友圈可以说就是网上社会，一个人怎么可能在“社会”上无话可说、从不表达呢？

特别是负有公共职责的人，本应更多地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全都习惯性失语。原因无非两个：一是官话说惯了，在非官方的社交圈子里分寸不好拿捏；二是害怕言论失当引发事故。

不敢说话，这种状态肯定是不正常的。人有嘴巴不仅仅是为了吃饭，更是为了表达和交流。原本天经地义的事情，却让人顾虑重重，不能不说是一系列示范性事件带来的心理阴影。

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曾经提出“两起论”，鼓励对媒体起诉和对记者起诉。

社会容错度的大小其实也是政治文明的衡量标准之一。尤其是公权力在对待公民个体言论的时候，需要特别慎重，不可上纲上线。道理很简单：普遍民众囿于见识、立场以及获取信息的条件，发表言论不可能做到特别准确和全面，出现偏差是很正常的现象。只要没有证据表明其确有捏造或者误导的主观故意，就不能简单视为“造谣生事”。恰恰相反，民间的声音本身就应该成为公权部门倾听的重要对象和决策的重要依据。

事实上也根本不用担心个体言论的偏差引发“导向走偏”，因为宽松开放的舆论空间本身就有纠错功能。多个人的声音汇集到一起，就能呈现一个整体性的面貌。

一些地方权力机关，动辄运用暴力机器，表面上看是“稳定压倒一切”，事实上只是为了某些人的私利。比如一些灾难性事故，容易带出官商勾结的内情，所以就非对舆论制造高压状态不可。还有一些地方责任人对于灾难死伤人数特别敏感，迫切需要按他们的意见“统一口径”，所以对于“随意猜测”打击得特别严厉。

允许人说话，甚至允许人说错话，本是现代社会应有的气量与格局，一定的容错度也是保持社会稳定、人心安宁的必要条件。如果因为一句话没说好，或者没说得符合某级地方政府或者部门的定调，就上纲上线，甚至“绳之以法”，恰恰是制造恐慌、隐瞒真相的祸端。在这样一种氛围当中，最容易形成虚假但却适合用于宣传的“民意”，从而对上级决策形成误导。

即便是“不明肺炎”这样的重大事件，武汉警方对李文亮等8名“造谣者”的惩处也受到了广泛批评。不让人说话，恰恰是引发恐慌的原因。事实证明，最终让民心安稳下来的，不是警方的强力打击，而是卫健委召开的情况说明会和答记者问，以及专家们对当时发病情况的全面介绍，特别是钟南山院士确认存在人际传染。这些都并没有引起恐慌，反而比之前闭目塞听一味强调“不信谣不传谣”和“不存在人际传染”的论调，更加让人信服，人心也更加稳定。

那种动不动扣“造谣生事”“寻衅滋事”帽子的思维，也许该是改一改的时候了。“引导舆论”固然是必要的，但前提是引导者自己首先要尊重传媒规律，要尊重基本事实，要有起码的敬畏心与容错度。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不让批判性意见存在的另外一个恶果，就是廉价的、虚假的、谄媚的甚至别有用心的吹捧就会泛滥成灾，不仅破坏了社会风气，也混淆了审美标准，更降低了整个民族的思考力和辨别力。任何一个社会的溃败，一个民族的堕落，都是从无视现实、虚假逢迎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