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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人体实验」简史

明白知识er 明白知识 2020-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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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的态度

先讲一则历史故事。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京城有一位名医,叫王清任。年轻的时候学过武,胆子大,好奇心强,他做了一件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

他认为,早先的医书中对人体脏腑的描述并不确切,于是走遍野冢、市曹诸凶秽地观察尸体,还去过瘟疫灾区,观察解剖了300多例未被掩埋的儿童尸体。

王清任将其所见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并得出结论:人体实际的脏腑位置、大小和重量确实与医书记载不同。 

| 王清任绘制的脏腑图。

 

他还著有医书《医林改错》,试图改正古书的错误。

王清任的研究方法与结论在后世争议很大,但争议到了现在,他实地考察,亲自动手的做法,怎么说也不会被质疑否定了。他曾说:

「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盲子夜行。」

如王清任一般,传统中医,并不缺乏动手做实验、查证、修正前人之谬误、继承修改前代医学的实践精神。

这种实践精神,与医学求真务实、追求疗效的精神是一致的。

病救人,不能不讲求实效。中医虽然是在前现代社会诞生的学问,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

若要救人,首先要能诊断。传统中医在诊断病因,尤其致死原因上,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仵作。这种专门检验致死原因的传统,也就是当代所称的法医传统。

显然,仵作专门勘查杀人现场,并由尸体推断死因,是一件高度技术性的活儿,必须求真务实才能对侦破案件有用。

最有名的法医,要属宋朝的宋慈。

他写的《洗冤集录》是世界首部系统、完整的法医学著作,里面详细记录了宋慈验尸判案的方法,是一部理论性和实操性非常强的著作。

| 《洗冤集录注评》

作者:宋慈

注评:罗时润、关信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


这部奇书一共有五卷,分为53条,详尽地写明了诸如勒死、重物压死、中毒而死、蛇虫猛兽咬死、溺水而死......各种死法下的验尸原则、流程和方法:验尸官需要本人到达现场,检查案发现场,然后亲自验尸;要有初检和复检;要对致死原因进行再三研究,要找到凶器......

除了对各种情形下的死法有具体的查验方法,宋慈还特别写了「四时变动」一条来介绍季节变动下,不同气温、湿度等对尸体造成的影响。

来感受下宋慈的细致:

「春三月、尸经两三日,口、鼻、肚皮、两胁、胸前肉色微青。经十日则鼻、耳内有恶汁流出。胖匹缝切,胀臭也胀肥人如此。久患瘦劣人,半月后方有此证。

夏三月,尸经一两日,先从面上、肚皮、两胁、胸前肉色变动。经三日,口、鼻内汁流蛆出,遍身胖胀,口唇翻,皮肤脱烂,疱胗起。经四五日,发落。 

......

秋三月,尸经二三日,亦先从面上、肚皮、两胁、胸前肉色变动。

经四五日,口、鼻内汁流蛆出,遍身胖胀,口唇翻,疱胗起。

经六七日,发落。 

冬三月,尸经四五日,身体肉色黄紧,微变。」

《洗冤集录》序言有这么一段话,「每念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尤其能说明,在面对受害现场尸体所能展现的证据上,宋慈的严谨与认真。

尽管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传统医学所信赖的种种手段,还差得很远,但宋慈在《洗冤集录》里所表达出来的认真负责的职业精神,传统医学并不缺乏。

而且,不仅仅是验尸判案上的能力,在克服疾病上,传统医学亦有成就。

在前现代的认知水平之下,传统医学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当属对天花的治疗上。

天花是农业时代令人色变的超级传染病,近乎无药可解,致死率可以高达30%。传入中国应该在东汉末年。晋代的葛洪对它有记录:
「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创,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

中国在宋代,1022年前后,峨眉山有一位女道士发现,那些曾经得过天花并活下来的人不会再被传染,她由此受启发,发明了种痘之法。将天花患儿皮疹上结的痂或脓汁直接作为痘苗,吹入健康人的鼻孔里。结果发现,果然那些人就不容易被传染。

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为「人痘法」,用来接种的痂或脓汁,叫做「时苗」。因为方法还比较简陋,这种人体实验的风险极高,一不小心就感染重症,或是从轻症转重症,重症转死亡。

所以,「人痘法」刚开始时效果不稳定,所谓「苗顺者十无一死,苗凶者十只八存」,运气差的时候,种苗的人死亡率会到20%。

但在全世界都对天花束手无策的时候,中医毕竟找到了这种对症的方法。随后「时苗」慢慢得到完善,清代医书《种痘心法》里记载:

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炼,即为熟苗。

从「时苗」到「熟苗」,安全性大大提高,可以达到「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的水平,算下来致死率降低到0.33%。

种痘之法来对付天花,是中医对全世界的贡献。
在中医已经探索出成熟的疫苗时,18世纪末的欧洲,却还苦于天花的传染,每年约40万人死于天花。

| 在清代医学著作《张氏医通》《医宗金鉴》里详细记载了古代各种种痘之法。旱苗法在明代使用最多。这四种方法,《医宗金鉴》有分析比较,并认为:水苗法最好,其次是旱苗法,痘衣法多不应验,痘浆法太涉残忍。


17世纪末,中医的人痘法,先传入俄罗斯,后经中亚传至土耳其,接着18世纪初,英国人从土耳其将这种对抗天花的疗法带回英国。英国人开始学着用人痘法接种疫苗。

虽然使用熟苗接种已经大为降低死亡率,但接种疫苗依然有风险,不够完美。幸运的是,18世纪英国的一个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对「人痘法」做了突破性的改进。

他在统计乡村天花患者之时,发现挤奶女工几乎很少感染天花,原因就是奶牛会长一种类似天花病毒的牛痘,而这些女工长期挤奶,不小心会感染牛痘,但症状很轻。女工痊愈后,再也不会感染天花。

詹纳从中得到启发,牛痘的毒性低于天花,如果用牛痘种痘,是不是就能大为降低风险?他将一位感染女工的牛痘接种到一个小男孩的胳膊上——实验成功了,小男孩从此获得天花的免疫。

詹纳的方法被称为「牛痘法」。

牛痘法」是更为安全,彻底的对付天花的办法,这个方法很快又从西方传回中国,升级了中医的方法,拯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

从天花到「人痘法」的发现,再到「牛痘法」的升级,很典型的体现了中西方差别。

说中医是一门经验之学并无问题。

中医积累观察病患数千年,在治疗、病理以及药物上当然有原创贡献。但最后能被总结、升级为安全的方法,往往需要现代医学手段的加持。

天花痘苗如此,对药材的发现、认识、分类也是如此。

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可算另外一个例子。

青蒿素对治疗恶性疟原虫疟疾有奇效,是如今所有药物中抗疟疾效果最好的。青蒿素联合疗法也是全球范围内治疗恶性疟原虫疟疾的标准疗法。发现青蒿素以来,数百万人因此获救。

将青蒿素成功提取出来,屠呦呦居功至伟,她也因此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

| 屠呦呦在诺奖现场。2019年,BBC评选「20世纪最具标志性人物」的票选活动时,将屠呦呦列为科学家篇四个候选人之一,与爱因斯坦、图灵、居里夫人并列。
图片来源:Reuters

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过程,其实就是用现代医学手段升华中医古方的过程。屠呦呦以及她的团队,通过各种方法,找到了传统中医里2000个左右抗疟疾的药方,筛选研究。最终的突破也是从古方里找到的灵感。

开始他们提取青蒿素失败,原因在于用煎煮的方法做中药方剂,但高温水煮破坏了青蒿素,直到后来屠呦呦想起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提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意识到可以用冷水萃取,于是改用乙醚低温提取,解决了提取青蒿素的稳定性问题。

而且,为了实验青蒿素的安全性,屠呦呦还以身试药。

在缺乏规范的现代医学手段之前,中医的原创进步,常常依赖的就是「人体实验」,所付出的代价相当巨大与残酷。

从传说中的神农氏开始便是如此。

神农氏为了把各种药材的毒性分辨出来,使用的方法也是拿自己做实验。亲身尝遍百草,饱受安全考验。

《淮南子·修务训》中记载:
「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一天就吃到了70种毒物,真不知道他如何活下来。

不管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古人对药草所进行人体实验,其宝贵经验总结在了《神农本草经》这本书里。

《神农本草经》一共收录365味草药,分成以养命为主的上药120味,多数无毒、以养性为主的中药120味,有些有毒有些无毒、以治病为主的下药120味,多数有毒,不可久服。

这么多味药,要一一找出药效以及毒性,可以想象古人以身试药或者人体实验的规模与范围。
无论《神农本草经》-左图,还是《伤寒论》-右图,都是古人付出巨大代价得来的经验总结。

此后,东汉末年的名医张仲景,其临床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后人整理编辑成《伤寒论》),是中医史上第一本实用型的医术经典,奠定了中医诊断学的基础,因此被称为「方书之祖」,更是影响了上千年中国医学理论。

张仲景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汉末年,天灾人祸爆发,传染病流行的时代。

《太平御览·说疫气》里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甚至连贵族阶层的「建安七子」都死了四个,中原地区更是十室九空,死亡率高达90%。

《伤寒论序》记载张仲景家族的遭遇:「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他的家族人口不少,但遭遇疫情后,死了三分之二的人。

毫无疑问,张仲景的医学总结,背后是累累人命。他也是在这样一个遍地死人的时代,发愤治病,留下了医学经典《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开辟之功,让后人尊称他为「医圣」,他的伤寒论,要一直影响到明清,才有温病学脱离伤寒病论的影响而自成体系。

可见,张仲景在传统中医上的影响力与贡献。

毕竟,这是他在大量病死案例上总结出来的医学,其中每一点经验,在传统农业时代都是非常宝贵的。

客观地说,尽管今天的人对中医常有鄙视,尽管中医理论晦涩难懂,但他们临床治病的手段,以及对各种药物毒性的认识,都是在人命为代价、以人体实验为基础手段总结出来的。

传统中医的这些经验积累,充满了牺牲精神,也有以身实验的医德在其中,所以,虽然依然还受到前现代的认知框架限制,也不容小瞧,值得后人尊敬。

而且,传统中医一代代都能出一些大医师,考察、整理、归类、让中医理论贴合临床实验并继承发展,作出突破性贡献。因此,以中医发展历史来说,一直不缺乏实践精神。

到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共收集药方5300副,是继张仲景之后再一次对中医进行整理归纳。孙思邈还第一次完整提出了疾病分类辨析的方法。

孙思邈为后人所铭记,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里提出的大医医德准则,他提到医生的两种境界,要么是「苍生大医」,要么就是「含灵巨贼」: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孙思邈对良医的要求「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也成了后世医生行医准则。

| 孙思邈画像-左图(清宫殿藏本);李时珍画像-右图。

到明代,有医学家李时珍,深感当时的草药记载不准确,名称繁多,毒性不明,于是决定重新整理中药材。

他深入山间野林,观察、收集药物标本。除了家乡湖北蕲州以外,李时珍还去过江西江苏安徽等地考察,最终用了27年完成巨著《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共52卷,载药1892种,包括李时珍自己新增的药物374种。书中附有药物图1109幅,药方一万余首,将植物药草分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五部,条目整齐精密。

不过,有意思的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传到了西方,被达尔文当作可以参考的「中国百科全书」。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提到李时珍的书,虽不吝赞美,也将其当做一本博物学著作,并且称呼李时珍为「中国博物学家中的无冕之王」,但李约瑟唯独没把李时珍当作一名医生对待,也没把《本草纲目》当作一本药典来对待。

这与传统中医对待李时珍的态度截然不同。

的确,从现代医学的眼光看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时很难将之当作一本靠谱的药典。

有些记载,近乎巫术。比如用绞死囚犯的绳子烧灰和药能治好一个人的狂病:「...取绞死囚绳烧灰,和药与服,遂愈」。

比如,《本草纲目》有「人部」,人体的乱发、头垢、耳塞、膝头垢、爪甲、牙齿、人屎、小儿胎屎、溺白垽、秋石、淋石、人尿、人血、人精、唾沫、牙垢、人汗、眼泪、胡须等,都是李时珍眼中的药材。

而且其中功效,荒诞不经。

如小儿胎屎除面印字,一月即瘥,这去纹身的效果简直神奇。人尿能美颜:小便降火甚速。常见一老妇,年逾八十,貌似四十。询其故。常有恶病,人教服人尿,四十余年矣,且老健无他病,而何谓之性寒不宜多服耶?凡阴虚火动,热蒸如燎,服药无益者,非小便不能除

还有唾沫能治鬼:晋时南阳宗定伯夜遇鬼,问之。答曰:我新死鬼也。问其所恶。曰:不喜唾耳。急持之,化为羊。恐其变化,因大唾之,卖得千钱。乃知鬼真畏唾也」...

他们当然有他们的时代局限。

但在这些名医之间,依然顽强的继承一种实践精神,将一代代的医学认识,记录下来,传承下去。

在前现代的条件下,好的中医,并不容易出现。

由于缺乏现代的知识系统,学医过程更多地靠自己去实践、去总结,并在这个过程中心领神会、熟能生巧。

所以,最终即使成长出李时珍这样的优秀医生,在他的知识体系里,也是乱七八糟的传说与严谨认真的药草药理学的混杂体。

至于治病的能力,更是需要在临床上摸索。这种摸索过程往往意味着他对病人的「人体实验」。

简直可以说,养成一个好中医,必然意味着很多病人成了他医术成长的代价。而且每一个好中医的成长故事,都无法重复。

中医医学典籍也很难承担一个稳定的知识传递的作用。因为中医的理论相当抽象,理解透彻需要「悟性」,悟性必然不是学医的人都稳定拥有,这意味着理论层面的知识传递,难度很大。

而在诊疗上,中医也强调因人而异的治病,这就意味着需要在行医上相当的经验积累,才能获得较高的医术水准。

这些特点,都构成了好中医成长的门槛。与现代医学稳定的医学知识、透彻的病症理解、标准化的医药以及治病流程相比,在效率与安全性上,尤其在服务大规模人群上,传统中医被现代医学远远的抛在身后。

现代医学,在生产出合格的医生上,因为有着稳定的医学知识传递,不需要如传统中医那样,要靠中医一路「人体实验」锻炼出来。对于病人来说,要少付出巨大代价。

药材的提炼上,现代医学所拥有的手段,更是传统中医无法比拟的。要是少了现代医学的这些发展,只有传统中医按照自己的原来方法发展,估计再过五百年,在遇到新药材时还得跟老祖宗神农氏一样,亲身试药,来评估药材的毒性。

如果遇到中医没有医德,甚至会拿别人来实验药材。就跟金庸小说描写的,神医与毒王,是一体两面。从药王变成毒手,可能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当然,一般来说,传统中医有医德上的坚持,非要实验药材毒性,多半会拿自己做实验。

拿别人来试毒,总归是一件无法启齿的事情。

到了现代社会,传统中医也接续上现代医学的方法,对草药的毒性测试,可以用上各种实验室方法,可以动物实验,有了很多选择。
但人性永恒,不管当今时代与孙思邈的年代,在医学成就上相比要进步多少,医生依然有两种,要么是「苍生大医」,要么就是「含灵巨贼」。
遇到「含灵巨贼」式的医生,用现代手段,拿人体做实验来检验药材毒性,也不是做不出来。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公众号「麦田读书生活」近期扒出来的中医专家张伯礼的往事。
|「麦田读书生活」原创文章,科普精华转载截图。

关键词是马兜铃酸。这是中药材「关木通」所含的毒性成份。
1996年,出口至日本的「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复方药导致消费者肾损伤,该药中含有的关木通的致毒性引发关注。日本方面决定委托张伯礼开展关木通肾脏毒性的研究。

在张伯礼研究之前,早就有比利时学者发现,关木通中含有的马兜铃酸是损伤肾脏的罪魁祸首,它使肾小管坏死并肾脏间质纤维化,导致肾功能衰竭。它还有强烈的致癌性。

张伯礼想要弄清楚的是,关木通的致毒程度究竟如何,有没有「安全剂量」。他的研究过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回顾前人的研究。既然国外已经有病例和论文了,只要去找有食用过关木通的相关病例即可。他发现,不管是国内外,服用过含有关木通药物的病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肾损伤。足以可见关木通对肾脏的损害程度非常高。

第二步,张伯礼做了动物实验。他将小白鼠分为几个对照组,分别灌服了关木通单方和「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也就是含关木通的复方。结果发现,不管是单方还是复方都具有肾毒性。

到这一步基本上可以确定,马兜铃酸致癌伤肾的毒性很高,关木通没有「安全剂量」,一丁点都不应该摄入。

然而,张伯礼对动物实验的结果还不满意,并对之前病例的研究也抱以质疑,他在论文中说:
「病例回顾性研究,服药前肾功能未做检查,服用的药物也比较混杂,干扰因素很多,导致肾脏严重不良反应的因果联系是分析推测性的。」

所以他进行了第三步:人体实验。

毒性实验与诊疗实验,完全不是一回事。诊疗实验到了人体阶段,对参与的患者也有风险,但毕竟是为了治疗而冒的风险。比如疫苗的研制,最后都需要人体临床实验阶段。

但毒性实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人体对药材毒性的反应程度。如果张伯礼选择在自己身上实验,如同中医鼻祖神农氏那样,或者如屠呦呦那样,那一定会赢来众人敬意。

但是,他选择的是拿别人来试毒。还不止一个。

他选择的实验对象是10位血虚寒凝患者,年龄最小22岁,最大59岁。说是患者,其实只有四肢、腹部发冷,痛经等小症状,肾功能都是健康的。

| 张伯礼论文《关木通肾脏毒性研究及对策》截图。论文发表于《中国药物警戒》,2004年02期。


实验过程与动物实验相差无几。「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颗粒,每天服用2次,每次一袋。张伯礼在论文中也清楚写明了,每袋内含关木通0.3克。

实验时间呢?

8周。

实验开始没几天,就有3名实验者出现不良反应而停药。但实验并没有停止,其他实验者的吃药时间最短39天,最长108天。

三个多月的时间,本来肾脏健康的患者在张伯礼面前成为活体实验对象,最后张伯礼总结实验结果:大剂量、长期、不辨证服用马兜铃酸会损伤肾功能。

| 张伯礼论文《关木通复方肾毒性的临床前瞻性观察》截图。论文发表于《中国药物警戒》,2004年02期。


就为了这个结论,有必要在健康人体上试毒吗?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张伯礼做人体实验来试毒,是否把他的实验目标告知给患者,征得他们的同意?

论文中只字未提。

这就涉及到一个严肃的问题,张伯礼有没有严肃对待医学伦理,有没有给予患者知情权。

二战以来,出于对战时纳粹施行的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的恐惧,各国以及国际社会制定了多部医学伦理的守则和宣言。

其中,纽伦堡审判后形成的「纽伦堡守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被实验者「知情后的同意」。

1964年,世界医学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WMA)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确立了人体实验的6项基本原则:
(1)接受测试者需要在清醒下同意;
(2)接受测试者需要对实验有概括了解;
(3)实验目的是为将来寻求方法;
(4)测试前须先有实验室或以动物作试验;
(5)由于是为将来寻求方法,若实验对人体身心受损,需立即停止实验;
(6)要先拟好测试失败的补偿措施,才可在合法机关的监督下,再由具备资格者进行实验。

| 1964年《赫尔辛基宣言》的签署现场。

图片来源:sutori.com

 

出于常识,很难相信一般的患者,会愿意配合医生做「毒性实验」。如果是为了配合一个新的解药,或者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患者配合医生尚可理解。

但一个正常人,怎么会为了测试「关木通对人体到底有多毒」,而自愿赌上自己的健康?

何况,张伯礼医生自己都不愿意在自己身上实验,他选的这10位患者居然愿意替代张伯礼医生作出牺牲?

事出反常必有妖。

退一步说,以传统中医的医德来要求,就算这10位患者愿意位为张伯礼医生牺牲,张伯礼医生也不能同意。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里特意强调:

「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

用生命以济危急」,还要「有一人向隅,满堂不乐」的仁心,如此才能为苍生当大医,反之,则为「含灵巨贼」。

以他人试毒,显然是「含灵巨贼」之属。

即使再退一步,不认为是人体试毒,而是临床治疗。那么,患者在治疗前是否有权知道,服用那些药物的副作用和风险?

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张伯礼医生应该都清楚。

张伯礼应该去好好读一下前辈王清任的故事。胆大如王清任,为了做研究而阅遍尸体,至于活体实验,想都没想过。

或者重温下医学界共识之《希波克拉底誓词》: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

还有,同样是世界医学会(WMA)通过的《日内瓦宣言》:

「生命从受胎时起,即为至高无上的尊严;即使面临威胁,我的医学知识也不与人道相违。」

张伯礼在最近一次讲座中说到「生存权是根本之权」,他说的没错,尤其当患者出于信任,将自己的生存毫无保留交到他手里时,他应该以最大的敬意对待患者的根本之权,默念前辈孙思邈的教诲:

「汝当以苍生大医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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