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审的案件，没有证实出来法律文书的案件，是不好评议的，毕竟，没有看过案件的庭审过程、证据材料，妄下法律评定，是不负责任的。但是，就在昨天，有“真辩网”法律公号发布了一篇律师的实名文章《周泽 | 吕先三律师“诈骗”案刑讯逼供视频，有图有声音，足够惊悚！》，文章中精确到分秒的时间标注、有清晰声音图像的两段审讯视频（视频已经下架，但59秒的视频至今还在网上流传），更有被询问人声嘶力竭的痛苦唉叫，真的让人触目惊心。
根据文中记载，第一段视频显示的时间段约为2018年1月31日19时21分至29分，地点是“合肥视侦支队办案区讯问四室（原文就是如此）”，并不是在看守所，办案人员在近距离审讯邵柏春 。视频中显示，身着便衣的办案人员不仅骂吕先三律师为“狗日军师”，还曾两次用力捏邵的手铐，疼得邵“哎呀”大叫，另两名坐在审讯桌旁的便衣警察自顾玩手机、喝酸奶，邵在喊叫的时候连看都不看一眼 。第二段视频时间是2018年2月1日1时42分至56分，地点同上 。在该段视频中，办案人员威胁邵“犟人多挨打，犟牛多耕田”、“你他妈的要是讲了，我就瞧不起你……”、“想不想尝尝大便的味道？”，不时将邵的手铐铐紧，先后13次摁压邵柏春的手铐，每次时长达10-20秒不等，邵疼的嗷嗷直叫。办案人员还称自己这是在“愉悦”地与邵沟通，问邵 “怎么搞的？怎么跟狗一样，叫啊叫的？紧不紧？老邵，快活不？”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核实这两段视频的真实性，如果属实的话，这不仅仅是法院审理案件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的问题了，更是要查办办案机关是否违法犯罪的问题了。
无数的冤假错案平反后的深刻反思教训摆在眼前，无数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公布全国，实在是让人震惊和难以相信，21世纪都过去20年了，刑事办案还在搞刑讯逼供的那一套吗？
《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
《刑法》第九十四条规定， 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
以上刑法规定可见，对于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的，不论是否造成被讯问人人身受伤，都要追究刑事责任。
2017年6月2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尽管刑法已经将刑讯逼供入刑多年，有些办案人员还停留在“不打如何肯招”的司法理念阶段，忘记了几千年前罗马人就总结出来的“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不能忍痛者吐不实。”结论，更忘了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的基本法律常识。
1998年4月22日，昆明市圆通北路一辆警用昌河牌面包车里，时任昆明市路南县(现为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某波、昆明市公安局女民警王某湘被人近距离开枪打死。成立的专案组将怀疑对象指向了王某湘的丈夫，也是警察的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经历了连续10天10夜不准睡觉的“疲劳审讯”仍一无所获后，杜培武遭到了刑讯逼供，按照办案人员的授意编造出了“犯罪动机”、“杀人现场”，“杀人枪支的下落”等等证据链。事后杜培武的原话是，“我是学刑侦的，应该说具有反侦查经验，都被整招了，你说整到了什么程度？”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留下多处因吊打而形成的伤痕以及外伤导致的脑萎缩，构成轻伤。1999年2月5日，昆明中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10月20日，云南高院“刀下留人”，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可采纳之处”为由，终审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就在二审终审后不到一年的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机关破获了以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杨天勇的保险柜被打开后，致昆明两名警察命案的犯罪工具、那把“七七”式手枪，赫然在列！
2000年7月11日，云南高院再审宣告杜培武无罪。2001年8月3日，昆明市五华区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伯联、队长宁兴华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年零6个月缓刑2年。
这次从警察“沦为犯罪”的经历，让重新走上警察岗位的杜培武工作中多了换位思考，现在调查讯问工作对象，每次都客客气气，端茶递烟，还告诉被讯问人“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可以拒绝回答”。
任何人没有义务自证有罪。任何人未经法院宣判前不应被认定有罪，即使涉嫌犯罪失去人身自由，也不意味着基本的人身健康权可以受到侵害。不采取极端手段无法获得破案线索，无法拿到呈堂供词，但刑事诉讼法早就规定了“重证据轻口供”的办案证据收据规则和证明效力。不排除不采取极端手段会放纵一些坏人坏事的可能，但刑讯逼供的滥用，会导致权力的滥用、无辜人受害，危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没有法律规定权益的切实保障，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起冤案的受害者。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一个个当初看来铁证如山的案子被“落网真凶”推翻，但冤死者已经无法死而复生。
在刑事诉讼中，宁可错判让可能有罪的被告被释放，也不能让一个无辜的被告被监禁或被处死。故，司法越进步，法治越昌明，非法证据排除司法规则规定的越明确，对刑讯逼供处罚的越严厉，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最后，再一次呼吁，有关部门应查明上文中刑讯逼供情况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应该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往期文章：湖北辞职县委书记访谈刷屏：你们看过的所有官场小说，都没我的经历精彩！
往期文章：法官喜欢律师在庭审中怎样表现（实务）
往期文章：为了公义，不能苛求吹哨人道德高尚、遵规守法
本号法律支持：姜效禹，山东烟台人，从事法院工作十六年，现山东智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微信号：sdyt86，立足烟台诚交各界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