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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将功业苦苍生: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

滟滟书屋 2022-08-23


忍将功业苦苍生:
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
文:朱学勤;编:kuang

一个民族好谈文化,尤其好谈文化决定制度选择,不是民众出了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了问题。

革命引起观念vs.观念引起革命


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文化传统中确有很多糟粕,但没理由一股脑儿彻底否定它。“五四”片面否定的后果就很明显。

反过来讲,传统也是个活的东西,在全球化的今天,它也会吸收很多外来的因子。

文化保守与现代民主并不冲突,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它的转型恰恰是在文化保守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台湾的例子已经说明,五四时代“实现民主转型,必须打倒传统文化”的观念不能成立。 

把文化保守和宪政民主对立起来,是“五四”余绪造成的一个困扰。好像在中国要建立宪政民主,非得破除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不这么看。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之间当然有联系,但更多的是相互独立。

一个制度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但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安排,是利益觉醒、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文化观念博弈的结果。 

罗素曾有一句话:“在先进的国家,革命引起观念;在落后的国家,观念引起革命。”

这话耐人寻味,但在中国难以被人注意。“五四”以来,中国走的就是后一条道路。


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

知识分子落后的表现之一,就是埋怨民众落后,总在责怪阿Q、小D、吴妈,要改造他们,改造他们的鲁镇、未庄,乃至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不在制度上着力,却要去百年“树人”,树新人,破旧人。

二战后不止一个民族由于政治分裂,在分界线两边出现不同的走向,如东西德。

在边界线的这一端,总是在强调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肃清旧社会,改造新人;在边界线的另一端,对社会、对文化取保守态度,不触动、不破坏,在既有的文化传统上嫁接宪政民主法制。

如此竞争50年,结果怎么样?

再看我们,30年来,我们如果有进步,是改造文化的结果,还是制度变迁,甚至制度未变、仅仅是政策变迁的结果?

是鲁迅式的改造成功改造了阿Q、吴妈,才有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进步?

恰恰相反,是那种“改造”破坏了社会有机体,鲁迅的弟子学生首先被送进牛棚“改造”,此后天怨人怒,方改弦易辙,再不谈改造,而是向社会让步,向阿Q、吴妈的本性让步,手一松,才会有此后的社会进步!

难道是因为鲁镇觉醒了,未庄启蒙了,阿Q革命了,才有了改革开放?门里门外、三十年前后,有这么多的对比在,我不懂有些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抱着五四式的文化改造话语不放。 

一个民族的文化乃至社会,是要被这种文化话语折腾坏的。例如法国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源头,与知识分子的恶习不无联系。

我们是落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


作为早期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宪政,短期彷徨,羡慕统制经济即计划经济,在文化上却持激进主义立场,欲除传统文化而后快。

但胡适的可爱之处、令人尊敬之处在于,晚年以后他开始反思、调整了自己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立场。

鲁迅从来不是自由主义者,他有一些可贵的东西,但他那个精神方向存在更大范围的隐患。他对民众、社会的悲悯与傲慢,既有“闰土”式的怀旧,也有尼采式的改造冲动。他那种“启蒙”、“树人”,与“改造”话语仅一纸之隔。 

上世纪50年代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一要民主,二要计划经济,三要文化改造,再加政治激荡,才会有40年代整个知识分子的左翼化。

这与“五四”的真实面貌被遮蔽,迟迟没有得到梳理有关。到了现在,知识分子大部分人过了市场经济关,但在文化上,厘清文化和政治、传统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关还没过。

今天从官方到民间,为什么“文化大师”层出不穷,丑闻不断?除了那些“大师”本身有“文化劣迹”,90年来中国始终没有摆脱“五四”话语的大环境,也让这些所谓的“文化大师”钻了空子。 

这块文化土壤被翻腾多次,已碱化、沙漠化。正常环境下可能是一代人能积累起来的精神进步,我们要花几代人的时间。


历史被切割成碎片,没有连成一条线,每一代人总在原地踏步,事倍功半。这也是中国社会有进步但仍未取得应有的更大进步的一个原因。

社会有进步,但进步很慢,而知识分子的进步比社会更慢,已经落在社会进步的后面。

对此,我没有那么乐观,可以说悲观。悲观的一部分,是对知识界的“愤老”思维感到可悲可叹。 

历史上生活过无数代人,更多的人是生活在历史的皱褶部位,向下凹进去的部位,少部分人能够生活在历史鼓出来的部位。大凡被摁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都是难以自拔的一代。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


我接受哈耶克的社会自发扩展理论。什么叫自发扩展?

第一,社会不应改造,传统不可切断;第二,社会传统自发扩展的结果,能够滋长起民主法制宪政,而不是反过来。

反过来的路数就是“五四”的负面话语,改造社会、改造文化、改造传统,改造的最后结果,欲树立的民主自由却越来越远,改造者反过来被改造、被侵蚀。

这一百年的制度选择,几起几落。

凡是“落下”部分,都是打着“社会”的旗号,与“社会”为敌,反社会,改造社会;

凡是“起来”部分,都是与社会言和,向社会让步。

只有向社会让步,才能让社会进步。社会进步更多的是要依靠社会自己的生长,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新社会阶层的出现。

知识传承、观念变革是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但很容易由此而轻轻一滑,滑向人性变革、社会改造,那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价值坚持,是社会进步的合力之一,但没理由夸大。

你到一个正常社会看看,一些知识分子还在坚守他们的价值立场,但自我感觉要谦卑得多,他们与大学门口修鞋、补车的人没有高贵低贱之分。

我母校复旦大学编汉英大辞典的陆谷孙先生,经常到门口买报纸,报贩有事离开,他能为报贩朋友守摊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念念不忘知识贵族身份,端着个人上人的架子。

这个“世界是平的”,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是平行结构,只有病态环境下,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才是垂直结构,要么被压制在下,要么被高抬在上,两端都不正常。

当然,在病态社会,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对要大一些,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是被不正常的制度逼出来的,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出来说几句,就是为天下代言,是社会良心。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语出宋人张载,我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这样的话,这是中世纪“政教合一”的追求,不穿袈裟的袈裟语言。

一个有现代视野的知识分子可以把这些话语当史料来读,但如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那就可悲了。

12年前我第一次到台湾,访问紫藤庐。庐内挂了一副对子:“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这是紫藤庐前主人周德伟留下的。周即五四时期北大人,他偏偏不喜欢北大“五四”人,厌恶林道静们的“愤青话语”。


林道静活到现在,该是“愤老”了吧?血缘不同,后来的选择自然不同。周德伟后来去台湾,成为引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进中文语境第一人,也是殷海光的引路人。殷海光经他点拨,才知道“五四”之外还有如此道理。

也是周德伟给殷海光推荐《走向奴役之路》,殷海光就在紫藤庐开始翻译此书。可以说,没有周德伟,就没有《走向奴役之路》的汉译本。但到殷海光临终,还在为自己是“五四”后裔,却没有分沾“五四”光泽而抱屈。

殷海光的硬骨头精神是应该继承的,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是旁人难以取代的,但相比周德伟,他的思想深度还是差了一层。他到死也没有想明白“五四”式的文章功业,与“五四”之后的苍生之苦有什么背反联系。

这个局限,当为我之戒,或也能与当今“愤老”引为共同之戒?


正如朱学勤老师所说: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是知识传承和观念变革,并非社会和人性改造的操盘手。

社会病症的复杂性,并非某一阶层的某些突发奇想就能够治愈的,知识分子“为万世开太平”的美好愿景极有可能走向乌托邦的灾难。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已经太多。

朱学勤老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亦是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的反思。在索维尔看来,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会将人类面临的“问题”简单归因于特定的社会机制,并用头脑中理想化的构想来改造社会,将传统智慧与文明价值断然舍去。


而且索维尔指出,知识分子的错误理念间接造成了灾难,但是他们受普通人的顶礼膜拜,却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些错误的理念也会因此被人们忽略,改头换面继续影响社会。这不仅是20世纪的历史,也是21世纪的现实。

因此,索维尔认为,反思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阶层自身的义务,更是一种对历史和社会现象的考量。

北大教授何怀宏在推荐序中说:“《知识分子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推荐阅读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索维尔是美国著名思想家,全凭他健壮的常识、道德坚守和一份“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成为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评论家。

这本《知识分子与社会》可以说是伪装成甜点的一道健康大餐,流畅的文笔、无懈可击的逻辑、渊博的知识,无论对专业人士还是初学者都是一种享受。本书中译本早已绝版,因价值极大,先知书店特少量复活,感兴趣的读者,可识图扫码,一键收藏。

延伸阅读:
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
一本遭禁的“五四运动史”
哈耶克对自由主义的特殊贡献
陈徒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钱理群:鲁迅笔下的九类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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