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及反资本主义的心理根源（上）

辛庄课堂 2022-04-06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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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至高无上的消费者

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最终供群众消费的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其结果是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趋于持续地提高，很多人也日渐富裕。资本主义使“普通人”摆脱了“无产阶级的地位”（depoletarianize），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上，普通人是至高无上的消费者，他们的购买和拒绝购买行为，最终决定着应该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多少，按什么样的质量生产。那些专门或主要满足富人对较精致的奢侈品之需求的商店和工厂，在市场经济的市场结构中只占有次要的地位。它们永远不可能发展壮大成为大企业。大企业总是——直接、间接地——服务于大众的那些企业。

这正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巨变之一。那些在以前的所有历史时代只能沦为奴隶与农奴、贫民和乞丐的人，现在，成了买东西的主顾，商人必须唯他们的马首是瞻。他们是消费者，所以他们“永远是正确的”；他们是市场的主人，他们有能力让贫穷的商人致富，也可以让有钱的工厂主变穷。

在市场经济的网络中，是不容那些贩卖灵丹妙药的政府和政治人物胡乱搅和的，也没有那些随意欺压平民百姓、强征暴敛、肆意挥霍的公爵及其帮凶帮闲们活动的空间。在市场中，恶棍到头来会两手空空。利润制度使那些成功地以尽可能最好也最廉价的手段满足人们的需求的人士发财致富。只有通过服务于消费者，才能聚敛财富。只要资本家没有把他们的钱投资到能最好地满足公众需求的项目上，他们就立刻会丧失自己的财富。市场上每天都在不断进行公民投票，每分钱都是消费者投出的一票，它决定着谁将拥有和经营工厂、商店和农场。物质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不过是社会的一个工具而已，至高无上的消费者既可以将其赋予某人，也可以从该人手里夺走。

这就是自由概念的现代含义所在。每个成年人都可以按自己的计划塑造自己的生活。他不用再被迫按某个计划当局所制订的、由警察强制执行的唯一的计划——也即在强迫和强制的社会机制下——生活。限制个人自由的，不是他人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而是他的身体的生理结构，和大自然给定的生产要素无可避免的稀缺性。显然，人塑造自己命运的自由权限，永远不可能逾越人们所说的自然规律所划定的界限。

确认这些事实，我们并没有从任何绝对的标准或形而上学概念的角度对个人自由的正当性给予论证。我们也没有对于极权主义形形色色的鼓吹者——不管是“右翼的”还是“左翼的”的时髦的理论学说作出评判。我们也没有探讨他们所声称的谎言：群众是愚蠢、无知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他们“真正的”需求、利益，因而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个监护人，也即政府，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自戕。我们也没有仔细考察他们的一个论断：有一些超人，正好适合做大众的监护人。

改善经济状况的强烈欲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通人享受着很多带来方便舒适的设施，而在过去，人们听都没听说过，即就是最有钱的人，也不可能享受得到。当然，诸如汽车、电视机、电冰箱之类的东西，并不能使人幸福。在他得到这些东西的那一时刻，他也许会觉得比这之前幸福。但是，一旦他的某些欲望得到满足，就会立刻产生新的欲望。人性就是如此。

很少有美国人完全注意到下面的事实：他们的国家享有最高的生活水平，在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眼里，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就跟神话一样，简直是难以企及。绝大多数人小视他们已经拥有和可能获得的一切，而汲汲于他们不可能获得的东西。为这种贪得无厌的欲望而痛心疾首，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种强烈的欲望，正是引导人们改善经济状况的驱动力。一个人满足于已经获得或可以轻松获取的东西，漠然地弃绝任何能够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的努力，算不得一种美德。这种态度乃是动物的行为而非具有理性的人的行为。人的最典型的标志是：他永远不会放弃通过有目的的活动而提高自己的福利的努力。

但是，这些努力必须适应于自己的目的。它们必须有利于实现自己所欲追求之效果。我们当代绝大多数人的错误并在于他们强烈地渴望各种商品的供应更丰富，而在于他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选择了不正确的手段。他们为种种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所误导。他们所喜欢的政策，其实与他们自己正确理解的根本利益恰恰对立。他们过于愚钝了，没有洞悉他们的行为的不可避免的长期后果，而对其短期的转瞬即逝的效果沾沾自喜。他们所提出的措施最终必然导致普遍的贫穷，导致劳动分工原则下的社会协作体系的瓦解，从而使人类重回野蛮时代。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改进人类的物质状况：提高资本积累的增长速度，使之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投资于每位工人身上的资本数量越多，可以生产和消费的东西就越多、也越好。因此，正是资本主义，正是遭到太多攻击的利润制度，已经带来了、并且正在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当代的绝大多数政府及政党却急切地要摧毁这一制度。

他们为什么这么憎恨资本主义？他们为什么在享受着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福利的同时，却总是对过去的“美好时光”和当今俄罗斯工人悲惨的生活状况投以羡慕的目光？

身份制社会与资本主义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有必要仔细地对比一下资本主义与身份制社会完全不同的特征。

人们经常喜欢把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和资本家比作身份制社会中的贵族。人们之所以这样类比，是因为，这两者相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来说，都更富裕。然而，如果我们相信这一比喻，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到贵族的财富与“资产阶级”或资本家的财富之间的本质区别。

贵族的财富不是一种市场现象；它不是得自于满足消费者的过程，也不可能由于公众方面的任何行动而被剥夺，有可能根本就不受影响。他的财富源于征服或其征服者的慷慨赐予。这些可能会由于他的主人的褫夺、或他遭到其他征服者暴力驱逐而丧失，他自己也可能将财富挥霍以空。封建主才不管消费者呢；平民百姓是否乐意，并不能有于损他们一毫。

企业家和资本家的财富则得自于那些惠顾他们的企业的消费者。一旦其他人可以更好或更廉价地服务于消费者，从而取他们而代之，他们就必然会失去这些财富。

本文并不想描述种姓制度和身份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在这种社会中，人们被划分为具有不同的地位、权利、资格的世袭群体，法律赋予有的人以特权，又剥夺有的人的权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记住，维护这些封建制度，是与资本主义体系不相容的。消灭封建制度，确立法律之下的平等原则，就消除了阻碍人类共同享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度和私人企业所能带来的一切好处的障碍。

在一个基于地位、身份或种姓的社会中，一个人终其一生的活动都是固定不变的。他一生下来就具有某种身份，他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由僵化的法律和习俗所决定的，这些法律和习俗为每个阶层的人都分派了明确的特权、责任，或明确地规定他不具有某些资格。在某些很罕见的情况下，异乎寻常的好运气或坏运气，或许可以把一个人提升到较高的阶层，或者将某人贬谪到较低的地位。但通常，属于某个阶层、某个等级的个人的境遇，只能随着整个等级的境遇的变化而提高或降低。个人主要地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而是某个种姓的成员（社会地位，état），只有借此，他才间接地整合进国家结构中。在与属于另一个阶层的同胞打交道的时候，人们不会有什么共同体之感。相反，他察觉到他和其他身份的人之间横亘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种差异生动地表现在，不同等级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式样的服装。在法国1789年革命前的]旧制度（ancient régime）下，欧洲贵族讲的都是文雅的法语，第三等级用的是“白话文”(the vernacular)，而城镇的低等级和农民一般都说本地方言、[语法和词汇都不纯正的]混杂语（jargons）和行话（argots），受过教育的人士是听不大懂的。不同等级的穿着也不同。不管是谁，在随便什么地方碰见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认出他的等级。

那些对古老的美好时代赞颂不已的人士之所以对法律之下的平等原则提出批评，主要的理由就是，平等原则取消了等级特权和贵族的尊严。他们说，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使社会“原子化”了，使社会“有机的”阶层分崩离析为“无组织的”群众。现在，爬到上层的“人太多了”，他们的庸俗的物欲主义已经取代了过去高雅的标准。金钱为王。一点都没有品味的人拥有财富，享受着丰裕的生活，而理应得到社会享有这一切的人，反倒两手空空。

这种批评背后隐含的意思是说，旧制度下，贵族是由于他们的美德而出人头地的，他们是由于他们的道德和文化高人一等而拥有其地位和财富的。对这种神话，我们根本无须驳斥。历史学家由于不带价值判断，也不想表达价值取向，所以曾经毫不客气地指出，欧洲各大国的高级贵族都不过是那些在16、17世纪的宗教和宪政斗争中聪明地站在后来获胜的一方的将士、廷臣和交际花的后裔而已。

而资本主义的保守和“进步”之敌则都不同意对古老标准的这种评价，他们众口一词地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在他们看来，那些最有资格的人没有获得财富和特权，反而是那些毫无价值的人志得意满。在台面上，这两个集团则大谈要用公平的“分配”方式，取代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下显失公平的分配方式。

今天，没有谁会主张，如果从外在的价值标准的角度来判断，在不受拘束的资本主义（unhampered capitalism）之下，那些生活得最好的人，应当是最受人们青睐的人。资本主义的市场民主所实现的，并不是根据人们“真正的”优点（merit）、内在的价值和道德出众来向他们分配报酬。使一个人富裕或贫穷的，并不是站在某个“绝对的”正义原则立场上对他的贡献的评价，而是他的服务对象完全从自己个人的需求、欲望、目的的角度所作出的个人评价。这正是民主的市场体系的含义所在。消费者是至高无上的——也即是君主。他们想要自己的欲望获得满足。

上百万的人都喜欢喝平卡平卡（Pinkapinka），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的平卡平卡公司供应的一种酒精饮料。成百万人都喜欢侦探小说、神秘电影、通俗小报、斗牛比赛、拳击、威士忌、雪茄、口香糖。成千上万的人投票支持那些渴望更新装备、发动战争的政府。因此，那些最好、最廉价地供应消费者用于满足这些欲望的商品和服务的企业家就发财致富了。在市场经济框架中发挥作用的，并不是纯学理的价值判断，而是人们具体体现在购买或不购买的行为中的评价。

有些人牢骚满腹，抱怨市场体系不公平，对他们，我们只须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你想获得财富，那么，就尽力去向大众提供更廉价或更好的东西以满足大众的需求。努力用一种调配了其他酒的饮料去取代平卡平卡。法律之下的平等已经给了你挑战任何一位百万富翁的权利。在一个不受政府强加的限制之阻碍的市场中，如果你没有的财富竟然超过某个巧克力大王、电影明星和拳击冠军，那你只能怪你自己。

但是，如果你鄙视你可能从服装生意或职业拳击比赛中赚来的钱，而更看重写诗或研究哲学所带来的满足感，你当然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过，这样一来，你当然就没有那些服务于大多数人的人士挣的钱多。这是市场的经济民主的规律。比起那些满足多数人的需求的人士来说，你只满足了少数人的需求，因而，你就只能吸引到较少的选票——美元。论起挣钱多少，电影明星肯定超过哲学家；平卡平卡的制造商肯定超过交响乐作曲家。

重要的是认识到，使人们获得竞取某种奖赏的机会的，乃是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是不可能消除或者缓解大自然不公平地强加于很多人的天生的缺陷的。它不可能改变很多人生来就身患疾病或后天残疾的事实。一个人的生理机能严酷地限制着他所能挥洒的空间的范围。那些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士与那些不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士之间，存在着不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受挫折的野心的怨恨

现在，我们就可以尝试弄清人们为什么憎恨资本主义了。

在建立在种姓与身份之上的社会中，个人可以把自己不利的命运归咎于他自己无法控制的环境。他是个奴隶，因为决定所有人的生命历程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力量，已经给他指定了这个地位。这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因此，他没有理由为他卑微的地位而羞愧。面对着他现在的境遇，他的妻子也挑不出他的错。如果她对他说：“为什么你不是个公爵？如果你是公爵，我就是公爵夫人了。”他可以回敬她：“如果我生来就是公爵的儿子，我就不会娶你，一个奴隶的女儿；我会娶另一位公爵的女儿。你不是公爵夫人完全是你自己的错，你为什么不再聪明一点，生在一个好人家呢？”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情形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每个人的生活境遇，都取决于他自己的努力。每个野心没有完全实现的人都能非常清楚地知道，他错失了某些机会，他已经努力过了，但却发现，大伙儿对他不满意。如果他的妻子训斥他：“你为什么每周只能挣80美元？如果你跟你以前的朋友保罗一样聪明，你也早成了领班了，我也可以过上好日子了，”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低人一等，他觉得很丢脸。

人们经常谈论资本主义的残酷，说的最多就是资本主义是按照每个人对他的同胞的贡献之大小来安排他的地位、财富的。起主导作用的原则是根据成绩进行分配，自己境遇不好，只能怪自己，而无法找到借口。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跟自己差不多的人成功了，而自己却失败了。每个人都知道，很多让他嫉妒的人，都是白手起家，当初自己跟人家是同时起步的。更糟糕的是，他知道，所有人也都知道这一切内情。他从自己的老婆孩子眼中看出了某种无言的指责：“你怎么就不能聪明一点呢？”他看到，人们是如何赞美那些比他成功的人士的，对他，则是一脸的鄙视，甚至是怜悯。

让很多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自在的，正是下面的事实：资本主义给每个人都提供了爬到人人都向往的地位的机会，不幸的是，当然，最后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一个人本来期望得到很多东西，但最后，自己的雄心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了满足。他总是看到，有的人在自己失败的地方竟然取得了成功。总是有一些人超过了他，面对他们，他在潜意识中滋生出了一种自卑情结。流浪汉对拥有稳定职业的人、工厂的工人对领班、经理对副董事长、副董事长对公司的董事长、家产只有3000美元的人对百万富翁，产生的就是这种心态。每个人的自信和道德均衡感，都受到那些证明了自己天赋和才能更出众的人士的辉煌成就的冲击。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和不足。

德国历史上有一长串学者都激烈地反对“西方的”启蒙运动理念和理性主义、功利主义、自由放任的社会哲学，及这些思想流派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其开山始祖是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öser）。让默泽尔感到气愤的一个新奇的原则竟然是有人提出，军队军官和政府公务员的提拔，应当依据个人的优点和天赋，而不是取决于这些在职人员的祖先和其贵族血统，及他的年龄和服务时间。默泽尔说，如果成功只取决于个人的功劳，这样的社会是完全无法维持下去的。每个人天生都倾向于过高估计自己的价值和赢得的奖赏。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境遇是由那些在自己内在的功劳之外的因素所决定，那么，那些处于社会等级最低等的人就会坦然接受这种结果，他们会知道自己的斤两，他们仍然会保有自己的尊严和自尊。但如果完全按照个人的功劳决定生活境遇，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士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凌辱和伤害。其结果必然是，他们将憎恨和敌视所有比他强的人。

资本主义的价格与市场体系就是这样一种靠个人的优点和成就决定每个人成败的社会。不管我们如何看待默泽尔对功劳原则的成见，我们必须承认，他对该原则的心理后果的描述还是正确的。他已经洞悉了那些做了努力但却没有讨得人们喜欢的人士的感觉。

为了自我安慰，恢复自信，这样的人就开始寻找替罪羊。他努力说服自己相信，他的失败并不是自己的错。他跟那些盖过了自己的人至少一样地优秀、高效而勤奋。但很不幸，我们现有的邪恶的社会秩序却并不是把奖赏给予那些最应当获得的人；相反，吃香的是那些不诚实的、无耻的恶棍、骗子、剥削者和“冷酷无情的个人主义者”。他太正派了，拒绝使用卑劣的诡计，而那些获得成功的竞争对手正是靠这些伎俩获得优势地位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不得不在美德与贫穷之间做抉择，也不得不在邪恶与富裕之间做抉择。而他本人，感谢上帝，选择了前者而拒绝了后者。

如果一个社会是按照每个人对他的同胞的贡献的大小而区别对待人们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掌握者，那么，寻找替罪羊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的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在这样的社会中，雄心壮志没有完全实现的人都会对那些获得了成功的人士的财富心生怨恨。愚蠢的人会用诋毁、中伤等形式直接了当地发泄这种情绪。而能说会道的人则不会一味地恶言中伤。他们会把他们的憎恨之情升华为某种哲学，反资本主义的哲学，为的是抑制某种发自内心的声音，这种声音对他们说，他们的失败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之所以狂热地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进行辩护，恰恰是由于下面的事实：他们正在拼命地与错在自己这种意识进行搏斗。

野心遭受挫折所带来的痛苦，是生活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社会中的人们所特有的心态。这并不是由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在知识天赋、意志力量和勤奋刻苦上的不平等，清楚地表现了出来。一个人事实上是什么样的人，他获得了什么，跟他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应该获得什么，两者之间的鸿沟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了。幻想某种按照他的“真实价值”对待他的“公平”世界，这样的白日梦正是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士的唯一的慰籍。

知识分子的怨恨

普通人通常没有机会与那些比他更成功的人士交往。他活动的圈子同样都是普通人。他从来不会在自己的社交圈子中碰上他的老板。他永远不可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了解，一位企业家或一名经理要想成功地服务于消费者所需要的天赋和技能到底有何不同。他的嫉妒和怨恨并不是针对某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是指向那些苍白无力的抽象的东西，比如“管理层”、“资本”、“华尔街”。人们是不大可能用日常生活中可能产生的对活生生的人的厌憎之感去憎恨这样一个模糊的影子的。

那些由于职业关系或家属关系而有条件与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人士打交道的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自己相信，这些报酬本来应该自己得到的，他们的野心遭受挫折的那种情绪变得特别地刻骨铭心，因为他们的憎恨之情是由具体的张三李四引起的。他们之所以憎恨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让另一个家伙抢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他的位置。

这些心怀怨恨的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即以医生为例说吧。日常活动和亲身经历会使每个医生清楚地看到，所有医务人员中按照各自的功劳和成就分成不同的等级。有些人比他更有名望，他必须学习和应用人家的方法和创新技术，才能跟得上发展的脚步。而上医学院的时候，他跟这些人也是同学，现在，他却只能给人家当实习医师，开学术会议的时候只能充当人家的助理。他在病人的病床前、在社交场合总是碰到这些人。其中有些还是他的朋友，或者跟他关系很密切，他们对他非常客气，竭力想让他觉得大家仍然是好哥们儿。但在公众的眼里，他们的地位远远高于他，收入也总是比他高得多。他们样样都比他好，他们现在属于另一个社会阶层。当他与人家对比，他就觉得很丢脸。而他又得小心地留意，否则，别人就会看出他的怨恨和嫉妒。哪怕是稍不留神露出一点这种情绪，也会被认为是没有风度，会使他在所有人眼里跌价。他必须强忍自己的羞辱感，他必须把自己的愤慨转移到替代性目标上，于是，他开始愤怒地控诉社会的经济组织，也即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本来，正是这种不公平的体制，才能使他的天赋和才能、他的热情和他的成就，能为他带来他所应得的财富。

很多律师和教师，艺术家和演员，作家和记者，建筑师和科学研究人员，工程师和化学家，都处于这种情形之中。他们也都遭受了挫折，因为他们为他们更成功的同事、他们从前的同学和哥们儿高自己一头而恼火。而那些职业行为规范和职业伦理更加深了他们的怨恨，因为这些规范和伦理给残酷竞争的现实罩上了一层伙伴情谊、同事关系的温情帷幕。

要想理解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在他的心目中，这种体系是他所怨恨、他觉得使他的远大抱负遭受挫折的那些取得成功的同事的拟人化体现。他对资本主义的强烈厌恶，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他对那些成功的“同事”的憎恨而已。

选在路德维希·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态》第一章，秋风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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