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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故乡 | 在山西，姥姥，妈妈和我

Original 白兆钦 OFPiX 2021-01-05

第一个故事：关于西山

小时候我在姥姥家度过了几年有趣的日子，可以算是一段别样的童年。爬山、抓昆虫、偷毛豆、摘醋溜溜（沙棘），最有意思的还是在铁道旁看火车，从远远的黑点到巨大红色车轮伴随着白色蒸汽呼啸而过，正是那种喧吓叫嚣的蒸汽机车。

回忆当年的时光，总是些片段在闪回，当时的感受却无隐无踪，使劲想半天又有些乏味，还加之伤感。回忆如暗流，还是要真正去找，从蛛丝马迹里寻觅零星的感受，不仅仅是照片和故事，是一种只属于自己独有的情怀。

我出生时姥姥家已经从矿务局山上的平房搬到楼房里，那是一间有三室和一条走廊的房子，当年的老房子没有客厅这一说，所以每个家主要的家具都是床。那时候能分到有厨卫的房子不容易，因为是四层，腿脚不便的姥姥几乎很少下楼。

姥姥，我，表哥

我记得从阳面的阳台望出去，对面就是山，山上有个日本人的机枪碉堡，从上面小窗里望进去漆黑可怕。山西在二战期间一直是日军的驻扎地之一，西山矿厂的前身由日本人开发，机枪碉堡就是为了看管煤矿而建，包括山头的侧面还有两个小型碉堡。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国有企业，矿区被分成白家庄矿、官地矿和杜儿坪矿，几十万人扎根在这一连好几代。现在白家庄矿已经挖空，面临解决就业、地表塌陷等一系列问题，前一段时间国家有关部门还视察过这里，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白家庄矿因此由一个煤矿变成一个火力发电厂，从我直观感受来看，就是矿山上插了一根高耸的烟筒，继续延续着它的煤矿宿命。

太原是个汾河冲击平原城市，东西两面全是山，也都有煤矿，所以矿务局的宿舍都是建在半山腰上的，这种“北方重庆”景观在北方其他平原城市都很少见，我妈和舅舅的童年就是在这半山腰的度过的，这次专门由他们领路，回到我都没见过的老房子看看。

当年的矿厂宿舍是从半山腰往山脚下逐步建造的，呈一个大坡。全矿人靠7路和17路两辆“大公共”和市里连接，我记得小时候坐“大公共”要龟速爬上一个半小时才能到站，而更早的时候车开到一半还要停下来，因为要等水温降下来。但很多年轻人都是骑着“大38”一路蹬回去，那时候有自行车比现在有汽车还珍贵，谁还在乎累？更不在乎会蹬成一双大粗腿。

早期矿厂宿舍都是连排平房，有十五六排，最高的几排在山顶，姥姥家住在第一排。因为是依山而建，建工队利用山体当墙体，用“挖渠”的方式建造房子，所以每家墙的厚度都有3米左右。从刚解放1950年到1984年搬到楼房期间，在这个两间10平米左右的房子住了5口人。建工队生活在山脚下一片区域，大家管那叫“三工区”，当年他们建造办公楼时，用马赛克瓷砖特意“画”了一只老虎，原由我无法考证，但我觉得有一个功能是起到镇宅辟邪的作用。

墙上的老虎在此保卫了半个多世纪，今天看上去仍然栩栩如生，很佩服那个时代工匠的技艺。现在这连排平房宿舍计划是全部拆除，也是因响应另一项转型政策，这里在未来5年内要变成一座生态公园。

分享一个有点搞笑的真实故事吧，是关于姥姥她大哥的。话说这位大哥是村里出了名的脾气大，在当年日军侵华下的山西也一如既往的“生龙活虎”。日军当时驻扎在山上，但时不时会下山到村里排查，一是看有没有“八路”，二是搜刮百姓，所以村口放哨的一看到有日军下山，就会马上敲钟警示，全村人开始跑到另一座山上的山洞里避难。其实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双方也都心知肚明，据说有一次日本士兵拿着刺刀在洞口恐吓，把我姥姥的棉袄挑破，但因为山洞太黑，可能他也挺害怕，摆弄了一会撤了。这其中有一次，这位大哥没来得及携家眷跑成，就掩藏在家里，想着日军也并不是挨家挨户搜查，便期待能躲过去。但日军进村的齐步靴响作震天，结果人没出声狗出声了，马上几个士兵蹿进院子来搜查。她大哥本来一心想当然的计划被自家狗全盘打乱，顿时恼羞成怒，怒气冲天的抄起门后的搞头朝着狗头就是一棒，与此同时日本兵破门而入，顿时家犬的脑浆贱了这几个士兵一脸，寂静了几秒钟后，缓过神的日军吓的“哇啦哇啦”一通便撒腿跑了，就这样一条狗换来了一家人的平安。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一个人的一生也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可是人终究还是洪流中的一粒沙，抵不过时间。这些故事我还会讲给下一代，但我知道最终会永久封存起来。过去的会过去，未来的还未来，迫使我拍下这些照片，一方面是保存仅有的“家族史料”，一方面是探寻“我”是谁，但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无奈罢了。

第二个故事：关于太重

1950年建立的太原重型机械厂，是新中国建造的第一个重型机械厂。这个国有企业曾养活着10万人，分成南区和北区，有自己的住房、商店、食堂、澡堂、体育场、医院、幼儿园小学中学各两所，所有住户的暖气也都是厂里烧的，下班会有用厂里蒸汽蒸好的馒头卖，人多馒头少，每天总有因买不上馒头的要扯着嗓门埋怨几句。一个厂矿就是一个社会，足不出厂，应有竟有。

当时刚建的工厂广招各路人才，1952年我姥爷和他叔伯兄弟从山西盂县来到这片新大陆，奉献了他们的余生。到我出生时，姥爷已经退休，我妈也早已是这个厂的职工，自然我也从小在厂矿长大，在厂矿上学，自豪的当一名“重机子弟”。

1994年与2016年的太重厂大门（上图左2是我母亲）

我妈当年是轧段分厂的工程师，轧段分厂全称轧钢锻压设备厂，简称“一金工”，到现在重机厂还是由 “一金工”到“四金工”这四个主要分厂和其他分厂组成。我当然喜欢进厂，到处都是新鲜玩意，比如满满一抽屉齿轮，一墙的图纸，各种奇怪的零件，还有厂区的各种机床，以及都来捏我一把的叔叔阿姨。这里面我最着迷的是航车，羡慕坐在高高的地方把下面的铁块吊来吊去，曾经在我妈陪同下蹬过一次，竟然有四个方向盘，那应该是我当年见到最酷的“车”。

这种环境对一个小孩当然是危险的，我妈也给我讲了很多她见到和听到的事故。被钢水瞬间气化，从航车上摔下来，手被机床绞断，上厕所抽烟被沼气炸死，走路被铁屑划断脚筋等等，在那个年代似乎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我也只能安分守己的呆在大人们的视线里。

时隔20年，我又一次进厂，当年的“黑色工业”景观已不复存在。除了厂房的框架，其他都焕然一新，连深蓝色的厂服也变成象牙白色，一切都“干净”了。但熟悉的机油味却唤起我的记忆，嗯！就是这个味！那几秒仿佛时空倒流，记忆中模糊的老厂片段清晰起来，不由得感慨时光荏苒。一切都变得规整，却少了当年办公室的喧嚣热闹，也再找不到那个满满惊喜的抽屉。

写到这里我突然被当年的一段记忆逗乐了，一位叔叔买了把当时世面上少见的自动雨伞来炫耀，叫齐一帮人演示自动雨伞的“高科技”，结果一按按钮，整个伞面飞出窗外，留下举着伞骨傻眼的那位叔叔和一帮笑的差点背过气去的同事。这是属于那个工业时代的乐趣。

现在已是国内火车轮毂主要制造企业的重机厂当年就很有远见，早在90年代初就看到中国铁路发展的未来，2个亿从加拿大进口了一台火车轮毂机床。但往往时代的方向不是我们能左右的，先是机床从买来就一直处于修理状态，紧接着国有企业的寒冬期来了。厂矿的学校和企业经济效益之间有必然联系，等我升入重机一中初中部那年，重机的“下坡路”走到低谷，不发工资，一些人开始内退或买断工龄，学校升学率大幅下滑，这期间我跟着我妈的工作调动转学了，后来听说学校连续几年高考都“推了光头”。也就是从我那次转学起，我就逐渐离开了重机，住的一远再远远，小学的伙伴再无一联系，最后彻底和这片土地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今年我专门回到母校寻找印记，可惜面目全非。当年标志性三米大窗户的“苏式”主楼早已拆除，校园重新规划，我找了一圈，仅仅找到一个当年的双杠和一排围墙边的老树算是唯一能认出的“亲人”。

说到“苏式”楼，校门口还专门保存了一片这样的建筑，据说还是太原“耿拆拆”市长把它算作太原市历史建筑。我叔姥爷就在校门口的“苏式”楼里开了个小卖部，卖的最火的是一种叫“聪明泉”的糖水冰块。当年他们二人还都有个外号，我姥爷外号“地头蛇”，他后来当了重机煤气站站长，算企业中层干部，以火气大闻名而 “获此殊荣”。我叔姥爷外号“土皇帝”，但不是因为他脾气霸道，而是技术霸道。能不用计算器手开平方，甚至偶尔测算的结果也比不过他的经验准，在专业技术上是个“大拿”。那一代人虽然没有学历，但每个人都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好学，拥有一身不同于他人的本事，在摸爬滚打中站稳脚跟，生根发芽，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的独特的光芒。

重机人总说企业效益就是一个正弦波，有起有落。前几年效益好的时候，老旧的宿舍区也纷纷推到“高层化”，今年我也搬回老房拆迁后的新房过年，有种旧燕归巢的感觉。但那个老工业时代一去不复返，人的年龄一去一去不复返，自动雨伞的欢乐也一去不复返。我就像那块飞出去的伞面，重新走在少年时代的街头，除了缅怀流逝的时光还能有什么呢？或许这种身体与思想的时空分裂般的痛苦就是人生吧，人生即痛苦的积累。

因此，出于对时间这把刻刀的恐惧，我紧握相机，残喘地按下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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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OFPiX景观故乡工作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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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兆钦，工作于北京。关于姥姥的故事他还写了：姥姥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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