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败的可能性很大时
在失败的可能性很大时
布拉德 • 伊斯特 著 吴万伟 译本文谈论作家温德尔 • 拜瑞（Wendell Berry）的保守性激进主义。
乔治 • 斯夏拉巴（George Scialabba）不是令人厌烦的作家。远非如此，他长达四十年的文学和政治批评就证明了他的道德水平和想象力深度，正是这些让他始终能将同情、慈悲和耐心运用到复杂观念和同样艰深的作家身上。对斯夏拉巴来说，这种思想美德不是批评的替代品而是前提。
他寻求表达的是带着人文关怀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政治经济的最佳选择，也是社会明确追求的乌托邦理想，并以此来衡量当今制度的相对正义性。斯夏拉巴虽然从来没有切碎这样的词汇，很少屈服于狂怒，从来没有表现出仇恨。他的写作都是出于爱。
虽然如此，我仍然对他去年在《异见者》（the Baffler）元月期上发表的文章感到恼火。斯夏拉巴是在评论美国经典文库中的温德尔 • 拜瑞（Wendell Berry）两卷本文集。拜瑞是肯塔基农场主，出版诗歌、随笔和小说（到今年夏天已经达到87本），是我们文化中最持久但也始终处于最边缘地位的群体——美国农民作家的最有影响力和最受推崇的成员之一。
斯夏拉巴的书评是对拜瑞思想的开放性展示，接触不熟悉的东西为的是理解并以自己的方式再现作者的思想。像从前一样，欣赏并不妨碍他做出判断。与他对其他惹人喜爱的、怀旧感伤的反现代主义者——拉什（Lasch）和伊里奇（Illich）、莱谢克 • 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和麦金泰尔（MacIntyre）、莫里斯（Morris）和罗斯金（Ruskin）的评价一致，斯夏拉巴对拜瑞的公民观的评价或许可以简洁地总结为：很接近，但还不完全。
就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而言，斯夏拉巴尤其不失敬意地坚决拒绝拜瑞本质上私人的、个人的因而是无关政治的途径。他引用了拜瑞最著名、也最常被人引用的随笔之一“小思考”：
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历史上，我们或明说或暗示的格言都一直都是大思考。现在，更好的和根本的格言是小思考。这意味着思考和感受的必要改变，暗示必要的工作。大思考一直引导我们进入当今时代两个最宏大和最廉价的政治骗术：制定计划和制定法律。
这个时代贪图享乐的人就是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大思考实践者。一旦有人认识到问题，政府中人就能找到计划和法律。很多时候的结果是问题依然存在，政府却得以不断扩大和大发横财。
但是思想的纪律不是概括而是细节，是个人行为。虽然政府在“研究”，在资助和组织其宏大思想，但什么也没有干成。但是，那些愿意进行小思考，接受这个纪律，并按自己的方式默默前行的人已经在解决问题了。
对此，斯夏拉巴简洁地回答说“这段散文写得很精彩，但这个建议是灾难性的。”他接着列举了这种“个人责任”伦理学作为解决当今种种挑战的战略可能到达即死的种种方式。在全球层次的生态灾难要求全球做出回应，国家层面的寡头统治要求全国性运动。
简而言之，虽然大众社会或许因为其去人性化的效果合理地引诱我们闷闷不乐或懊悔不已，但我们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这就是我们拥有的现实。要进行任何改变，其实，如果我们渴望成为能继续思考的“我们”的话，我们就必须进行大思考。
教训：“在自己的花园里劳作或学习我们已经忘记的美德并不足以挽救这个世界。”斯夏拉巴在这点上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他对拜瑞的看法是错误的，这是开启更大问题大门的方式。
那些问题涉及到公共正义和私人美德的联系——换句话说，正义究竟是公共美德还是私人美德。而且，它们提出了面对当今世界上众多派别和社会运动的议题：也就是说，在人们相信或支持的事业可能失败时，有没有可能诚信地更不要提没有任何良心不安地生活呢？
斯夏拉巴解读拜瑞的方式并不稀奇。就像对那些思想难以划归政治地图中确切位置的人那样，我们往往假设他们肯定在提出另一种地图。在此观点看来，拜瑞的小思考建议肯定是用来实现更美好世界的战略。
因此，我们看到大思考和小思考的二元对立，就好像改造世界的替代性理论：不是那个方法而是这个方法。要是我们能实施这个必要的理论就好了，被理解为实现社会进步的手段，我们将观察到值得向往的结果的出现。我们一直在拉错误的杠杆。法律的、文化的、环境的改变均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发生的。
拜瑞对技术官僚的冲动感到不快的确是真实的。他驳斥那种就像从轨道上调查这个星球的观念，我们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剩下的问题是并非实质性的后勤问题（如何将这个解决方案付诸实施？）因此，人类繁荣的唯一障碍就是人类自身的微小障碍，正如人们毫无例外的倔强和愚昧。
在1991年的随笔“从你的轿车里出来，从你的马背上下来”，他详细辨认出他所理解的自上而下解决办法的问题：
我熟悉的所有机构都采取了产业公司的组织模式和定量评价标准。其结果是，生态辩论的双方的论述都抽象得令人吃惊。但是，抽象当然是出现错误的地方，正如产业经济学的抽象能够毁掉世界一样，可持续性的抽象能够毁掉这个世界。就像“征服世界”的人那样，本地生活可能受到“拯救星球”的人很大破坏而陷入危险中。
他得出结论：“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星球的生态利益，你必须更好地认识本地的生态利益。你不可能依靠全球性思考采取地方性行动。”对肯塔基州皇家港（Port Royal）合理的东西，对得克萨斯州的阿比林未必合理，更不要说曼哈顿、内罗毕或者贝鲁特了。一个尺寸未必适合一切，只是在你详细衡量之后，你才知道这个尺寸是否适合。
拜瑞在1977年的书《美国的不安》中对抽象描述进行了详细说明，写到“作为社会和经济目标，宏大是极权主义；它确立了一种朝向最大的必然趋势”。正如英国小说家诗人和随笔作家保罗 • 金斯诺斯（Paul Kingsnorth）这个来自大洋对岸的新拜瑞主义者所说，“如果宏大观念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事实上，大本身就是问题，会怎么样呢？”
在拜瑞看来，产业经济因此是技术专家治国被理解为大思考的一般应用程序的范式，从无处到任何地方到每个地方。这样的“思考”根本没有任何思考：它是思想的弃绝，适当地在实际个人和促成其生活可能的具体对象和环境的特定互动中成型——就是他说的“我们唯一的世界”。技术专家治国就是“机器思维。”
有人预设了技术专家治国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是相同的，只不过是好的类别而不是坏的类别。拜瑞提出反对意见，这样的技术专家治国是偏离正轨的思考和行动模式，我们需要替代选择。它不能拯救自己，它是让我们陷入糟糕处境的罪魁祸首。
但是，这个反对意见不是拜瑞在小思考中表达的观点的核心。其核心是：正义不是在公与私、全球与地方、他们与我之间的二元对立；就像所有美德一样，正义是一种生活方式，因而是目的本身。
任何将这些元素割裂开来或者对待一方就好像它可以脱离对方而存在的尝试都是将目标贬低为单纯的手段——总之，在没有正义之人的情况下去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不仅从美德上说是错误的，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
拜瑞是在1970年写这篇文章的。开始是对一系列运动的描述：“首先出现的是民权运动，接着是战争，现在是环境。”作为关心这三大事业的人，他希望这些运动都取得成功，但他感到担忧。
他考察了思维习惯，在他看来，这些运动注定让人陷入疲惫不堪和失望的境地。原因之一是缺乏整体性，类似于生态女权主义者苏珊 • 格里芬（Susan Griffin）的先驱性工作，他主张一种尚未封号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avant la lettre），那仅仅是一种事业不是身份。所有正在应对的问题都有同样的源头：“贪婪和剥削心态”。
不是说具体的组织或者运动能同时战胜一切。危险在于它们的运行有跨越边界的目的，应对的是症状而不是疾病本身，更糟糕的是，作为当今的时髦潮流兴盛起来，即使枯萎了，下一场时髦活动随即上场。
这种思维习惯背后是第二个也是更加严重得多的威胁。拜瑞观察到，我们受到诱惑去相信问题存在于“外面某个地方”而不是在这里，我生活之地——我的生活中。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全面抗拒这种诱惑。
因为“根本不存在无私人危机的公共危机。”他举例子说，“那些北方人在黑人尝试搬进他们邻近社区之前，都认定种族主义是南方才有的现象。”结果发现，重大社会问题的事业或者后果都不能被限制在与“私生活”相对应的某种被称为“公共”生活的东西上。
这里就是关键要点：尽管我们可能努力尝试，如果成员都是种族主义者，我们将不会拥有种族公平正义的社会；或者如果社会成员都是充满暴力的人，这个社会不可能和平的，或者社会上都是到处丢垃圾和每天污染地球的人，这个社会不可能是环保上的健康社会。我们必须成为某种人才能获得包括正义在内的某些美德。两者密不可分。
应该说明的是，这个主张无关顺序，有时候政策先于个人行为，通过轻推、规范和法律影响个人行为。不，拜瑞的主张是有关人类生活和共同生活的统一性。这既是现实问题也是道德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生态学是来阐明私生活和公共主张密不可分的非常有用的隐喻。
在概述了他在肯塔基州首府法兰克福的抗议和申诉目标之后，拜瑞观察到“即使最善于表达的公共抗议也是不够的，”因为“环境危机的根源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道理，环境健康的根源也在我们的生活中。”政治不是远离尘世的或专门留给贵族或天使去做的事。政治，至少在民主政治中，就是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普通协商艺术，如何共享利益，共同应对恶魔。如果这是我们的生活，那就包括我的生活。
那么，在一个不变的世界里，变化了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拜瑞虽然总是急脾气的，有时候发怒的作家，但他并没有将处方栓在成功前景上。这是真的。他是某种充满希望的悲观主义者。
他的建议也是如此，正如斯夏拉巴所说，不是要赢得胜利的战略，可以被描述为提供一种诚实生活的前景，无论赢还是不赢。这意味着，如果更犀利地说，这是一种生活画像，在失败的可能性很大时也不感到绝望。因为只有在价值——邻居的善意或者海湾在落日时分的美景来自后果而不是来自事物本身的情况下，失败的可能性才是不可忍受的。
半个世纪以来，拜瑞的诗歌和散文常常引发恼火、愤怒和义愤。但它总是缺少斯夏拉巴希望他从中发现的东西，我觉得——绝望。从拜瑞的视角看，没有绝望并不是没有认识到处境的严峻性。他也没有推荐私人美德作为解决办法。他的立场更像是一种扎根于既认识世界又在接受自身位置的前提下做出相应回应的清醒决定。
认识世界的天赋在我们之前就存在而且围在我们身边，这也是玛丽莲 • 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说的“事物的给予”——接受自己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的对应的回应。这样的谦卑和感恩立场并非可靠的其他选择之一。这个世界需要我们来产生。没有它，我们就迷路了。
拜瑞生涯初期的两首短诗体现了在面对或许被称为绝望环境中的这个立场。第一首名字是“1968年2月2日”
在月亮的黑暗中，在飞扬的雪花中，在冬天的死寂中，
战争在蔓延，家人濒临死亡，世界陷入危险中
我走在乱石林立的山坡上，撒播红花草的种子。
第二首“疯狂农夫的情歌”出现在几年之后：
啊，当世界和平
人人自由
我下去寻找我的爱情
啊，在此之前，
我要走下去很多次。
这些诗歌笼罩着一种悲伤和哀叹，还有与这个悲催的世界的团结，拜瑞也是从此积蓄能量。（和“1968年2月2日”在同一诗集中的一首痛苦诗歌包含下面这几句：早上的新闻让头脑中睡意全无/在夜晚，无用和恐惧抓住了眼睛/向着黑暗睁开。）
诗人哀叹“我对人类物种的同谋关系感到恶心。”）但是，虽然他知道罪恶就漂浮在这个世界上——公然反抗这些东西——即使在自由与和平降临在新一天之前，如果它们降临的话，拜瑞还要继续在黑暗中撒播红花草的种子，继续下来寻找爱情。
虽然这个世界并没有显示支持希望的迹象，但正是这种在人的生活中具体化的经过磨练的希望让很多读者在拜瑞的作品中发现了吸引人的甚至美的东西。无论他的生活还是他的作品都展现出斯坦利 • 豪尔沃斯（Stanley Hauerwas）所说的“生活在失控中”的谨慎。
因为如果在勤勉认真的个人生活的美德、快乐或者幸福依靠世界运行正常和历史运行正常的信心，那么，唯一合理的回应就是痛苦、绝望甚至自杀，因为那种信心超越了我们的能力范围，需要为其背书的权力可能被腐化也会腐化人心。这样一种体面生活的标准是为其他生物准备的，即便是为我们准备的，那也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其他世界。
要认识到这些局限性，要承认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足以将我们从中拯救出来——我们在徒劳地等待，更少能力去建造——解围之神/意外出现的救星——在拜瑞看来，不是放弃政治。用慈悲激活它，移去其难以承受的重担是政治创立的前提。因为关注是思想纪律的条件，思考小的手段，包括其他东西，关注就在我们眼前的东西。你需要做的事更多而不是更少。
我不能充满信心地说斯夏拉巴对拜瑞的不满全部来自误解还是基于原则。如果是后者，是否因为斯夏拉巴的马克思主义最终让他对拜瑞的地方主义感到不满？或者是因为信仰问题——拜瑞毫不掩饰的基督教信仰和斯夏拉巴坚决拒绝这种信仰。正如斯夏拉巴所写：
我很遗憾拜瑞坚持给农人心态一种宗教框架，将人的繁荣放置在“大经济”的框架内，他的意思不是“地球”而是“上帝的王国”。结果，对我们这些感觉到我们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误入歧途，相信至少传统智慧的某些内容的确是智慧的人，但不相信这个宇宙是基督教上帝或者任何别的上帝创造的结果的人来说，他的言论丧失了本来应该有的说服力。
斯夏拉巴相反劝告“虔诚的异教徒”扎根于理性和科学，但是对所有进步主张包括科学提出的进步保持怀疑态度。但是，如果基督教教导或者笼统的传统宗教是恢复地球的管理者和维持一个可居住的世界是必要的，“那我们可能就迷路了。人们不可能随意信仰。”
一方面，那似乎是个没必要那么悲惨的结论。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相信这种或那种‘宗教’，大部分人属于某种亚伯拉罕传统。而且，没有理由假设历史趋势是必然走向无法解释的幻灭。
西方人处于那种特别的情节线中间，除非我们傲慢地想象自己要么处于文化演变的高峰要么处于历史的终结点，否则，我们并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进步意味着世俗主义的假设本身就是一种信念，对其产生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如果理解正确的话，拜瑞的宗教应该是加上引号的，按斯夏拉巴自己的标准，这种观点是可以接受的。虽然他多年的写作显示某些显著的模糊不清，但在我看来，斯夏拉巴——或者至少是斯夏拉巴这个倾向的人——有很好的理由接受拜瑞的建议。
这种模糊性体现在斯夏拉巴对理查德 • 罗蒂（Richard Rorty）实用主义的持久欣赏。这种欣赏是认识论的也是政治性的。罗蒂驳斥无所不在的融合私人和公共生活边界的欲望，或者共享的人类本质或超验性目的。
政治秩序创造了让私人制造意义的条件；它没有提供那个意义本身，因为其偶然性排除了成为所有人的所有东西的可能性。在自由派的公共生活规范和私生活中的自主选择等价值观之间这样严格划界或许是解放性的：社会的健康不再绑定在对真理的探索上，更不会绑在真理的发现上。
虽然风险在于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真理政治。在一篇文章中，斯夏拉巴确认“实用主义者的答案”真理不过是“持久的共识”，不多不少。在其他地方，他表达了对“列宁、托洛茨基、真理报主笔考而措夫（Koltzov）和科伯恩（Cockburn）和”的一致意见，真理就是能够为革命服务的任何东西。
虽然他允许它们在实际中可能是错误的，但它们“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为了人类的解放当然值得撒谎或谋杀，如果这些能被显示（虽然我怀疑）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式。”温和地说，这样的革命功利主义与拜瑞的私立和公立生活美德的伦理学大相径庭。在拜瑞看来，宁愿作为殉道者为了真理而牺牲性命也比撒谎说利益可能到来更好些。
但是，这种将认识论简化为社会正义的假设代表了斯夏拉巴经过考虑的立场吗？对此，我有些怀疑。在为乔纳森 • 海特（Jonathan Haidt）的著作写的书评中，斯夏拉巴反对纯粹工具性信仰观如“上帝的意志”或“圣经的不可出错性”——无论我们是否希望它们为真，无论他们是否导致更公平正义的世界。
为什么？他说，因为它们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接受这些幻觉，我们不能要求他人接受这些——即使这可能让他们的行为改善——当然我们必须生活在有其他想法的人中间，与这些人达成妥协。”若用政治术语，这意味着必须“设计出推动并不依靠幻觉来保持稳定性和团结的方式。”总之，政治必须扎根于真理，即使团结意味着一种反对“自上而下的计划”的预设，因为“自上而下的任何东西都不民主。”
当然，我们处在肯塔基州皇家港（或者拜瑞的小说中的背景，威廉港口）欢呼的距离，但是看到拜瑞和斯夏拉巴之间达成和解的可能性的最好地方是在1985年有关这个世纪中期的意大利作家尼古拉 • 恰罗蒙特（Nicola Chiaromonte）的随笔。作为痊愈的马克思主义者，恰罗蒙特对世界大战之间的种种事件感到幻灭。
他看到共产主义者宣扬的乌托邦福音是虚假的，正如斯夏拉巴所说，因为“完美无缺是乌托邦的前提，”这个前提是“从实证性上被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机械化的全球战争证明是错的。”恰罗蒙特对1968年的法国学生骚乱的冷静呼吁，这个呼吁与拜瑞的某些主题形成共鸣（劝告人们“人人学会首先管理自己和正确对待他人的生活”）。
在引用了这个呼吁之后，斯夏拉巴观察到“这是让人怀疑的声音，但并非玩世不恭。20世纪的现实伤害了恰罗蒙特，使其遁入形而上学，但没有令其绝望，更少进入冷酷的沙文主义。”就像加缪一样，恰罗蒙特尝试从艺术中延伸出对政治批评，并对这个世界看似无法解释的历史进行一番解释。
这意味着不是将政治重新拉回艺术，而是一种为政治投入艺术价值观的愿望：思想的超脱、情感的真实和丰富的想象力。那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激进工程。
说到另一个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德怀特 • 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斯夏拉巴曾经写到虽然麦克唐纳“对政治感到绝望”，但他“仍然是典范的业余爱好者”，因为他“寻求用思想手艺人的严格批评标准评价我们的现实政治和文化——这个标准既是深刻的保守性又有深刻的颠覆性。”
这最后一个术语涵盖了一种可能性，即认定斯夏拉巴本人的观点和拜瑞等人——这个群体包括作者本人，至少从遥远的理想目标看——的观点之间最终不可调和的判断似乎过于武断。
最后，让我恼火的不是他误读或者没有能同情地理解拜瑞的著作，而是他错过了将拜瑞看作是或可能是为了共同工程的即便不是同志至少可以成为伙伴的可能性。斯夏拉巴能在“受伤进入”幻灭或流放的从前的共产主义者身上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他也应该在拜瑞身上看到这一点。
当然，拜瑞是基督徒，是保守派，但正因为如此，他也是斯夏拉巴改善世界目标的某种朋友。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但是，谁能找到那样的朋友呢？考虑到当今政治协商的桌子已经被掀翻的状况，人们尽一切办法能抓到什么就抓什么，就更是如此了。
如果拜瑞的艺术就像恰罗蒙特的艺术或麦克唐纳的艺术，避免道德主义将政治简化为个人责任，相反，体现了拒绝将本来在一起的东西分开：真理和正义、艺术和积极行动主义、私生活和公共生活。这种拒绝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激进思想，在当今仍然是激进思想。
布拉德 • 伊斯特（Brad East），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北部阿比林基督教大学副教授，在圣经学院讲授神学。编著《罗伯特詹森的三位一体故事：圣经文集》(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9)，著有《圣经教义》，在《现代神学》、《国际系统神学杂志》、《苏格兰神学杂志》、《圣公会神学评论》、《基督教世纪》、《评论》、《公益》、《洛杉矶书评》等期刊发表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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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译者投稿
作者：布拉德 • 伊斯特
译自：When Losing Is Likely by Brad East
哲文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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