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专栏之⑭

郭欣欣推荐阅读宁夏：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彩乐章他出了世上最长的差，历史因他另起一页玩儿“谐音梗”，关汉卿才是真高手点个“在看”，你最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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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道中华之美，美中华之道。电影是让世界感悟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电影蓬勃发展浪潮中，中华优秀文化始终是中国电影人的底气所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当代中国电影人不断用优秀作品展现中华文化的创新力和影响力。即日起，“道中华”微信公众平台开设《光影道中华》专栏，邀请影视工作者进行对话，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光影艺术作品为切入点，诠释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实践与心得。《光影道中华》第一期，邀请日前在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斩获两项大奖的《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以下简称《封神一》）导演乌尔善，听他讲述如何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之美，同时回应观众关切，披露下一步的创作和拍摄计划。

投稿邮箱：daozhonghua@163.com化觉寺何以堪当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文物见证？他出了世上最长的差，历史因他另起一页收复新疆，左宗棠下了一盘大“棋”点个“在看”，你最好看

王正）鄂尔多斯见证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许多重要节点，也留下了无数历史记忆。今天鄂尔多斯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核，集中打造“暖城鄂尔多斯”品牌形象，向世界展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历史底蕴。审核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宁夏作为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一部悠久的宁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宁夏、由多元迈向一体、团结统一不断进步的历史。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自古以来宁夏各民族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宁夏形成和发展的主基调，更是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共建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塞上江南”宁夏。（图片来源：资料图）

民族交融交错地带之③眼下正值“三夏”时节，我国大江南北的田间沃野呈现出一派繁忙劳作景象。粮食安全一直是大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可是你知道吗？大家印象中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自治区，2023年粮食产量达到791.6亿斤,总产居全国第六位。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和加工基地，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在内蒙古的东部辽河流域，一千多年前就有游牧民族耕种的记载。如今，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作为内蒙古重要的产粮基地，每年都在为我国的农业产值作出重大贡献。▲突泉县水稻丰收季（图片来源：突泉县融媒体中心）清代前期，清朝对蒙古地区实施封禁政策，主要是对人口、地域和资源的封禁。19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封禁政策越来越无法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形势，驻边各省将军、督抚、都统、大臣等纷纷要求清廷转变政策，引起了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与讨论。张之洞在《详筹边计折》中提到“蒙古强则我之候遮也，蒙古弱则彼之鱼肉也”。要有效遏制外敌乘机侵入、“径叩边墙”的威胁，使蒙古地区富强起来才是关键措施，为此他建议实行屯田、牧政等政策。晚清时期，务实的垦务政策，使北部边疆开发呈现新态势。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断有奉天一带的蒙古、汉、满等人群陆续迁入兴安盟的突泉县垦荒耕种，这也为如今居住着31个民族的突泉县，奠定了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基础。▲“中国天然氧吧”——突泉县老头山自然保护区（图片来源：突泉县融媒体中心）承载着辽金文化的突泉县突泉县地处大兴安岭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的过渡地带。辽朝时，突泉位于辽朝的上京道临潢府辖境内，被称作春州。在《辽史•食货志上》也记载着“春州斗粟六钱”。其叙述的是春州在辽代不但有农民在耕作，而且农业获得大丰收的情景，每斗谷子为六钱。这证明突泉县种植谷子的历史至少有1000多年。在当时，辽朝皇帝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居处无常，四时转徙，称为“捺钵”，即每3个月皇帝就要带领朝廷各机构的主要官员从一处捺钵迁往另一处捺钵。1981年，历史学者孙进己和张柏忠发表文章认为突泉县双城古城遗址是辽春州，是辽帝春捺钵的必经之路，《辽史》中关于春州的记载多达25处。同时，春州城也是契丹、女真等东北地区民族之间的诏令传递、商旅往来，以及东北民族与中原民族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交通枢纽。▲辽帝捺钵盛景（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更有趣的是，辽帝四季捺钵不仅有着春水、夏凉、秋山、坐冬的诗意称呼，这样的行营办公也带来独特的国家管理模式：夏冬捺钵主要召开北、南臣僚会议；春秋捺钵则是主要处理契丹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据有关史籍记载，辽代春季捺钵活动，就曾经有多位皇帝到过春州。▲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双城古城遗址。（图片来源：突泉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提供）辽天祚帝上台后，政府和官员对女真部落的压榨变得愈发严重，各种矛盾日益尖锐。1112年，天祚帝前往混同江钓鱼，驻扎在春州。按照惯例，千里以内的生女真各部酋长都要前来朝觐。在招待各部酋长的宴席上，酒至兴头，天祚帝便命令女真各部酋长依次起舞，其他各部酋长无奈只得起舞作兴，却只有完颜阿骨打推辞说不会跳舞。虽经过再三劝说，完颜阿骨打就是不从，天祚帝一怒之下便想要找借口将其处死，在皇后之兄萧奉先的劝解下才最终作罢。此时的完颜阿骨打所属的完颜家族其实已经逐渐统一了30多个部落，具有一定实力，完颜阿骨打抗拒天祚帝的命令也可以视作他对辽政权的一次试探。两年后完颜阿骨打被选为盟主，以“统治骄肆废弛”为由起兵造反，祭天伐辽。1115年正月，完颜阿骨打即皇帝位，国号大金，是为金太祖。十年后，继承帝位的金太宗，俘虏了天祚帝，并将其降为滨海王，辽朝也宣布灭亡。金灭辽后，春州建制还依旧沿用，由于战乱的加剧，这一地区日益成为政治、经济及军事重地。金政权对这一地区十分重视，这一带的人们来往十分密切，春州的女真、汉人等相互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在一起，他们既承担戍守边疆任务，又要大力发展农业、矿业、手工业、贸易等，为金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社会等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促进了当时边疆地区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望不到头的金界壕金太宗天会年间，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强大起来，金朝统治者为防御以蒙古族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南下入侵和骚扰，开始修筑规模宏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金界壕（又称金长城）。▲金界壕突泉县宝石镇蛤蚂甲林场段。（图片来源：突泉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提供）▲金界壕突泉县宝石镇李家街段。（图片来源：突泉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提供）金界壕大约从1123年开始修建，至1198年前后才最终成型，历经70余年。金界壕壕墙并列，有利于拦堵敌人，尤其是骑兵部队。与我们熟悉的明清时期的长城不同，金界壕不用砖砌，不用石垒，绝大多数都是就地取材，仅仅由夯土砌成。界壕是以挖掘成一道漫长的壕为主，壕堑深约4到5米，上宽8到10米，壕底宽仅为4.5米；而挖掘壕堑时掘出的土石方，则堆积在壕堑南侧，形成漫长的界堤。界堤最高的不过6到8米，一般的都只有3-4米高。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条长龙横卧在草原上一样。▲金朝地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世居在蒙古乃蛮部南面的汪古部，在金王朝的统治下为其守卫西南路界壕。在成吉思汗与汪古部长阿剌兀思剔吉勿里结为姻亲关系后，蒙古大军顺利通过界壕，从汪古部管领的东胜州（内蒙古托克托县）渡过黄河，直捣关中、河南地带，与自西北路境南下的蒙古军会合，覆灭了金朝。金界壕边堡从此成为遗迹，供后人凭吊。如今游人站在高处视野开阔，依稀可以感受到当年的烽火硝烟，金界壕作为军事防御工程的作用虽已不再，但这段历史文化，却永远在突泉县的土地上流传了下来。交融福地开出幸福花儿历史上的春州，多民族曾在这里生活繁衍、交错杂居，不同风俗、文化在这里聚集、融合、传承，见证了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现在的突泉县，不仅留有辽金文化的历史遗迹，还传承着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潜移默化地浸润着突泉人民的精神生活，还让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幸福感得到提高。▲草编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凤华向人们展示自己的草编笤帚（图片来源：突泉县融媒体中心）草编工艺是突泉县传统的手工工艺品，其中以水泉镇的草编工艺最负盛名，兼具手工织品的自然美、艺术美和实用价值，既是工艺制品，又是自然环保产品。在草编技艺的传承人李凤华看来，随着经济效益越来越好，非遗传承不能“单打独斗”。2015年开始，李凤华自发组织附近的村民到自家学习草编制作。截至目前，全镇已有40余名村民跟着李凤华从事草编制作，每人月均增收2000余元。▲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技艺传承人赵日霞。（图片来源：“兴安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官微）剪纸技艺也是突泉县极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突泉剪纸题材广泛、风格各异，经数十年传承，集各家之所长，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突泉剪纸自己的特色。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技艺传承人赵日霞，从6岁开始跟随母亲学习剪纸，一生致力于传承剪纸艺术。多年来，她用一把剪刀，几张素纸，用剪纸艺术记录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把对生活的赞美融入一件件剪纸作品。这些作品酣畅灵动、意趣盎然，生动讲述中华民族一个个动人美好的故事，让人回味无穷。通过非遗增收致富只是突泉县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突泉县作为“乌阿海满”旅游环线重要节点，创新发展旅游业态，依托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禀赋，着力整合文旅资源，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红色文化、农耕文化、渔耕文化、辽金文化融入旅游，建成了突泉县历史文化博物馆、“醴泉故事

温铁军：民族地区具有国家生态化转型的后发优势主讲嘉宾：温铁军（福建农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西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点击观看讲座完整视频07

在时下的影视剧中，明朝无疑是一个热点朝代，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成祖朱棣，再到后面朱祁镇、朱祁钰兄弟，全都走上了荧幕，而背景几乎都是与边疆民族的爱恨情仇。然而，明朝真实的民族关系并非影视剧中那样。明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明政府积极推行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温和的治理方式，中华各民族的交往愈发活跃，民族间的交流被文献记录下来。明代两朝首辅叶向高希望通过记述社会现实问题，为国家治理提供对策。他与众多士人一同编著的《四夷考》，便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四夷考》全篇八卷，详细记载了明洪武到隆庆年间，民族地区的地理特征、历史脉络与文化发展，深入探究了这些地区与明朝之间的历史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同时详细考察了明朝对这些地区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书中内容涉及封赐、贸易往来、朝贡、征讨等重大事件，体现了明朝各民族间存异求同、相互依存的关系，再现了几百年前大一统王朝的民族状况。▲

德化瓷、福建茶、软木画、五彩簪花……一张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把几千年来福建的历史蕴藏徐徐展开。近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福建体验项目”在北京市蒙藏学校旧址暨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举办。项目通过各类生动展演、趣味体验，让各族群众直观地了解福建，感受福建独具特色的历史底蕴、清新生态和多元文化，体会闽台文化同根同源。福建山海交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东南代表和生动典范；也带给中华文明更多面朝大海、走向世界的思考和机会。▲“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福建体验项目”现场图。（图片来源：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展览现场，多名“蟳埔女”作为工作人员为参观者讲解蟳埔习俗文化历史。图为市民游客体验蟳埔簪花。（图片来源：中新社记者

宁夏，一块位于中国大陆版图几何中心的宝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的涛声在这里回荡，诉说着千年的沧桑与辉煌。这里既是“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富饶之地，也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绮丽边塞，更是“边城杨柳楼中笛，羌女葡萄塞下歌”的民族融合之地。2024年4月18日，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迎来了宁夏体验项目，精心策划的“宁夏历史”“宁夏韵味”“宁夏品味”三大板块，将千年灌渠、水洞遗址、丝路古道、西部影城、宁夏酒堡、非遗文艺等宁夏瑰宝一一展现。这场深度体验，让观众领略了宁夏各民族和谐共生的悠久历史和团结奋进的时代风貌。▲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宁夏体验区展示（宁夏民委供图）多元一体的见证之地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攻克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灭亡。60年后，元世祖忽必烈设置宁夏府路，这也是宁夏之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宁夏”二字，取自“平定西夏，使之安宁”之意。元朝平定西夏之后，为了彰显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和对和平安宁的期望，便赋予此地“宁夏”之名。这一名称，承载着这片土地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这里的人民千年来不变的对和谐、美好生活的追求。▲元朝时期设置的宁夏府路（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宁夏之名虽自元代始，但宁夏历史却年深岁久。这里有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的水洞沟遗址，距今已有3-4万年的历史。这表明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宁夏北部已经是古人类生产活动的重要场所。彼时在地质年代上正处于第四季冰期，蒙古高原戈壁沙漠中的沙尘随西北季风长驱南下，在宁夏形成黄土草原相连、黄河沙漠交融的独特景观。今天，被称为“花儿杞乡，沙漠水城”的中卫，正是由于沙漠、高山、湖泊这些看似矛盾的元素在此水乳交融。想要在一处感受中国地理大观，宁夏无疑是个好去处。▲宁夏中宁枸杞种植基地的枸杞晾晒。2017年1月10日，原农业部正式批准对“中宁枸杞”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位于黄河、沙漠交汇处的宁夏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横贯中卫182.4公里的黄河，安静平缓，成就了中卫“沙漠水城”的称号。新华网记者

最极致的景色总是浑然天成，古今如一。“道中华”边疆行之“曼行国道·219”已走过广西。蒙曼总结此行说，“无限绝美的风景，更感受到无限绝美的人心，这些美好，我不敢自怡悦，唯愿持赠君”。唐代韩愈描述广西“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可见千载以前，这里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范例。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故人文景观多与自然契合，水乳交融。如江南烟雨和亭台楼阁，黄土高坡与地坑窑洞，星峰磊落配古庙空灵，山峦叠嶂衬长城万里。而广西山水间的民居多以竹或木底架上建造高于地面的“干栏式”房屋为主，本意是为了通风、防潮、防虫，不过也让人可以凭栏远眺，更增诗情画意。蒙曼在行记中写道：“满天风雨里，烟云缭绕中，德天瀑布和它所依托的青山一下子变成了一幅淡墨山水。”平和质朴的人，古色古香的房，更增添了这迷雾青山的美色。今天人类反思与自然界的关系，越发意识到我们并非自然的统治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从征服改造自然到回归融入自然，广西会给世界交出一份“中国案例”。耕海牧渔，海洋与农耕在这里浪漫交融“道中华”边疆行之“曼行国道·219”在广西的首站是防城港京族三岛。三岛由巫头岛、万尾岛、山心岛组成，面朝南海，背倚群山。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世居于此。大约在明朝正德年间，京族的祖先由越南涂山、春花、宣安、花丰、瑞溪等地漂流到京族三岛。他们以海为生，与海相伴，创造了独有的海洋文化。“因为打鱼过春，跟踪鱼群到巫岛。巫岛海上鱼虾多，落脚定居过生活。京族祖先在海边，独居沙岛水四面”，一首古老的京族叙事歌，颇为简略地概括了京族的发展和变迁。三岛气候宜人，莺歌燕舞，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仍常放，颇有海子诗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意味。落日的余晖在海滩上反射点点金光，故也被称为万尾金滩。传承数百年的村落就如同岛上气候一般，不惧时光流逝，不随四季流转，仍保持最初的模样。京族人与海相伴，文化风俗自然也与海相融。他们视大海为神灵，常在船头设“海公”和“海婆”的神位，每次出海都焚香祷告。京族的民间文学、神话传说多是从大海中得到灵感，如寓言故事《海龙王开大会》《海白鳝和长颈鹤》《海龙王救墨鱼》《山揽探海》，神话《镇海大王》《珠子降龙》等。岛边鱼虾多喜在浅水活动，故而京族人创造了一种高跷捕鱼法——腿上绑上高跷，踩在海里捕鱼。渔民所用渔网都为大眼网，抓大放小，一代代人才能生生不息。每天黄昏渔民都会踩着高跷从海中归来，几百年来往复循环，古今一辙。傍晚时节一切归于平静，落日浸透海水，晚霞染红天空。▲广西东兴万尾金滩的高跷捕鱼（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代代京族人在此耕海牧渔，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别样景致。一些观点认为中华文化以内陆文明为底色，与海洋文化绝缘。甚至黑格尔在其著作《历史哲学》中认为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代表开放和创新，而东方文化是内陆文化，相对僵化与停滞。这种观点显然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质认识不足。京族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海洋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民族文化共融共生，海洋文化特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包括京族三岛，整个防城港都是古代中国海洋活动的中心之一。海上丝绸之路自环钦州湾始，包括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城市。▲北部湾滨海城市防城港港口码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促进了中原与南陲地区的紧密联系。位于中国海岸线西南端的防城港，以其深水良港的优势，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第一大港，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公元43年，东汉名将马援平定交趾，上书朝廷请求开通今越南河内连通昆明成都的交通线，以期强化对交趾的管理。后世将这一线路称为“马援古道”，海上丝绸之路亦因其利而走其道，此后两千年伴海而居的人们都受其遗泽。今天京族三岛上还有伏波庙，供奉的正是伏波将军马援。了解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海洋性，是认识中华文明的重要一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句话不仅描绘了大海的辽阔与深邃，更是中华文明包容并蓄、博大胸襟的象征。鬼斧神工与人文历史的奇妙相遇广西行的第二站来到崇左。以名胜而论，德天瀑布当属崇左第一。这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天然瀑布，分三级跌落，水势激荡，妙境清幽。人们还可以乘坐一叶扁舟，到瀑布下感受她的气息。即便在盛夏，这里依然冰冽清澈，暑气全消。蒙曼在行记中写道：“这样壮观的瀑布，只在观景台上看当然不过瘾，我们又踏上竹排，溯流而上，去近距离接触瀑布。瀑布飞珠溅玉，天空雾雨蒙蒙。”▲广西德天瀑布（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电视剧《花千骨》在德天瀑布取景，也让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边上的小瀑布就是越南境内的板约瀑布，由于地处两国交界，那块清朝嘉庆年间的老界碑自然成了游人拍照的宠儿。如果不想办护照出国的话，在观景台上一眼就可以望到他国景致。至于崇左最著名的人文遗迹是花山岩画，在105公里的左江及其支流明江两岸，共包括38个岩画点，107处、3800多个造型各异的图案。岩画表达的意涵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壮族先民，有人觉得是骆越古人，有人猜测是百越民族，有人料想是苗瑶祖先……在中国悠久的绘画艺术长河中，花山岩画以其独特的观赏方式独树一帜。越南文学家冯克宽曾赋诗赞美这一奇景：“左江稳泛客船轻，晓过华山枕水清。粉壁楼台亦秀丽，黄巢兵马认分明。”诗中描绘了清晨时分，船行经过明江花山河段时，江水平静，岸边的花山岩画在朝阳的映照下徐徐展开的壮丽景象。在古代，广西地区地处边陲之地，交通闭塞，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加之瘴气弥漫，故农耕不盛。随着秦汉王朝的统一和对岭南地区的开发，中原文化逐渐浸润到这片土地。▲花山岩画局部图案（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岩画上所绘的铜鼓、钟、铃等乐器图案，明显带有中原文化的特征。东汉郑玄曾解释：“文谓鼓也，武谓金也。”这里的“金”即指钟。这表明中原的礼乐文化已逐渐传播到南疆。岩画上的正身人物图像，腰间佩挂一柄长剑或环首刀，显然也是中原规制的体现。《晋书·舆服制》记载：“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这显示了被汉王朝封授官职的南陲首领和中原官吏一样，享有佩剑的资格。秦汉以后，大批中原汉人南下，与当地的越人杂居，促进了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如此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壁画，是少有而罕见的文化遗存，也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缩影。边境线上的多元交融与英雄传奇“道中华”边疆行之“曼行国道·219”在广西的第三站来到了百色。百色当地有壮、汉、瑶、苗、彝、仡佬、回等七个世居民族，其中以壮族为最多。人口以壮族为主的百色，文化也有浓重壮族特色。清代各地方戏曲兴盛繁荣，得益于能歌善舞的天性，壮族也创造了本民族独有的壮剧。壮剧可分为北路壮剧、南路壮剧和壮师剧三种，其中北路壮剧旧称“土戏”，正起源于百色。时至今日，仅田林县境内就有业余壮剧团百余个。▲田林业余壮剧团在壮剧艺术节上表演节目。（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早期壮剧内容多是本民族的旧闻轶事，后来不断与汉族戏曲融合，移植了《双贵图》《朱买臣》《木兰从军》等汉剧。到了清晚期，许多剧目故事虽出自汉族，但为壮剧所独有。比如《文龙与肖尼》，见载于《永乐大典》，在汉族剧种中早已失传，只存残曲，却在壮剧中发扬光大。壮剧从无到有，由简及繁，正是其融入中华文化的体现。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学生心中发芽。在广西段行进途中，蒙曼专程到崇左市大新县硕龙镇中心小学上了一堂课，告诉这些边境线上的孩子们，守家就是守国，保家就是卫国。在边塞讲边塞诗，似乎更为庄重。百色照阳关因“朝日东升，正照洞中”因此被称为照阳关。公元1884年，晚清名将刘永福带领农民起义军“黑旗军”在照阳关誓师。黑旗军本是反清武装，后因法国进犯越南，他们抗法援越，被清政府所承认。近代中国屈辱无数，与列强争斗也几乎每战必败，唯有刘永福与冯子材数次击败法军，甚至法国茹费理内阁为此下台。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西期间，对刘永福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刘永福是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民族英雄。多元一体的“广西样本”随着“曼行国道·219”的脚步，我们在广西领略了海岛璇旎，看见了远山含黛，听过了戏曲悠扬。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风光在这里汇集，构成了一幅蔚为大观的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广西考察，指出“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要求广西在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担当。这里见证了“和辑百越”与“改土归流”的历史变迁，经历北人南迁与民族交融，各族人民共同经历了多次起义与抵抗外敌的斗争。这些历史事件，促进了广西地区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中华文化认同的深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广西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再上台阶，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展望未来，广西将继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谱写新时代的“广西样本”。

“正道”专栏之④实证西域为中国固有领土之⑤丨古称高昌的吐鲁番，为什么被赞为“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纪实点个“在看”，你最好看

编者按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考察调研，来到位于西宁市城中区的宏觉寺，了解当地藏传佛教界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情况。从文成公主进藏的传奇故事，到历代班禅大师的驻锡，宏觉寺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见证了汉、藏、蒙古等多民族交流与融合。如今，它不仅是一个朝佛之地，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继续传承着爱国爱教的精神，促进着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的宏觉寺一角（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千年古刹

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殷殷期许，必将鼓舞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努力奋斗。创意长图｜“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习近平谈民族团结进步（来源：新华社）审核

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考察。看到这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其乐融融，各族群众和睦相处、生活幸福，习近平十分高兴。他说，民族团结非常重要，我们五十六个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五十六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共同奋斗，一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源：新华社）审核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青海考察时强调，青海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青海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民族团结、共同富裕，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6月18日至19日，习近平在青海省委书记陈刚和省长吴晓军陪同下，深入西宁市的学校、宗教场所等进行调研。18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果洛西宁民族中学考察。这是一所隶属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寄宿制中学，由上海市投资援建。习近平听取上海等东部地区援助青海教育工作和学校建设情况介绍，详细询问学生构成、课程设置、体育锻炼、普通话水平等情况，走进食堂、宿舍楼察看学生就餐和住宿条件，嘱咐食堂工作人员一定要确保学生饮食安全、营养可口。之后，他来到高一（1）班教室，观摩“新时代、新家乡”主题思政课。了解到学校将思政课内容融入日常教学，听了孩子们讲述新时代家乡的可喜变化，看了孩子们的画作，习近平十分高兴。他说，包括教育在内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取得显著成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学校思政课的一个重点，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小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教学楼前广场上，师生们纷纷围拢过来，高声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亲切地对大家说，我到西宁第一站就来看望老师和同学们。上海援建的这所中学，培养来自果洛牧区的各民族孩子，成效明显，意义深远。希望孩子们倍加珍惜这里的良好条件，心怀感恩、好好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立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努力为自己赢得人生出彩的机会。他祝孩子们学有所成、健康成长。随后，习近平来到位于西宁市城中区的宏觉寺。在寺前院落，宏觉寺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向总书记敬献哈达，僧人提香炉、持宝伞迎接总书记。习近平参观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展陈等，了解寺庙历史沿革、老一辈革命家关心推动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情况。他走进大殿，听取寺庙加强日常管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情况介绍。习近平指出，宏觉寺这座千年古刹，在增进历代中央政府与藏传佛教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要保护好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作出新贡献。要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把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做得更好。习近平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奋斗。希望青海藏传佛教界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19日上午，习近平听取青海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青海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习近平指出，青海承担着维护生态安全的重大使命，产业发展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有效集聚资源要素，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坚持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两手抓，广泛应用新技术，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统筹省内区域协调发展，发挥好西宁、海东、海西支撑作用，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特色产业。习近平强调，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丰富多样、也十分脆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是这一区域的主要任务。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认真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把青藏高原建设成为生态文明高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巩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重中之重是把三江源这个“中华水塔”守护好，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有序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习近平指出，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扎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统筹谋划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着力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乡村振兴要突出农牧民增收这个重点，加快推进高原特色种业振兴行动，发展绿色有机农牧业，打响高原土特产品牌。推进高原美丽乡村建设，推动移风易俗。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继续做好积石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习近平强调，青海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集中的省份，要继续做好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促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特别是宗教活动场所管理。习近平指出，目前正在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要真抓实学、善始善终，以学纪知纪明纪促进遵纪守纪执纪。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青藏高原精神，激励党员、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锐意进取、担当作为。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正气充盈的社会生态。李干杰、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来源：新华社）审核

郭欣欣推荐阅读这个匈奴人，如何改变了古代中国人的“夷夏观”？“华山玫瑰燕山龙”——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辽西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你知道凝固了唐代时光的古城什么样吗？点个“在看”，你最好看

▲来源：央视新闻1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考察调研。他先后来到西宁市的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和宏觉寺，了解当地深入推进教育工作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和藏传佛教界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情况。（来源：新华社。文字：张晓松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年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通知》明确了推荐评选工作总体要求。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以及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评选表彰工作的领导，坚持政治标准，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突出实绩导向，认真总结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以来，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评选表彰各地各行业涌现出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广泛宣传先进事迹，引领各族人民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团结奋进新征程、积极建功新时代，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通知》明确了推荐评选范围和条件。2019年以来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均可被推荐，符合条件的已故人员可以追授。推荐对象应当在推动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项任务、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取得显著成绩。具体包括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推动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分裂、推动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加强民族地区基层组织和政权建设以及其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通知》明确了推荐评选程序和工作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切实发挥党委（党组）领导和把关作用。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条件和程序，全面考察推荐对象的政治素质、主要实绩和群众认可情况，确保推荐对象的先进性、代表性和时代性。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注重群众评价，确保公开公平公正。（来源：新华社）选题

郭欣欣推荐阅读潘岳：多元一体在新疆潘岳：伊儒会通精神仍在今天反哺新疆“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发言集萃点个“在看”，你最好看

6月的新疆，繁花似锦，瓜果飘香。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专家欢聚新疆，参加“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及参访活动。在“丝路明珠”喀什论道，走进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参观考察，在莫尔寺、交河故城等遗址探讨新疆历史，在自贸区、大学见证新疆发展……从历史观照现实，从现实畅想未来，国内外专家谈古论今、深入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交织出文明的光彩。▲6月12日，“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在喀什举办。（图片来源：民族画报）包容的新疆：自古多元文化荟萃5位嘉宾致辞，8位专家学者主旨发言，4场圆桌会议……6月12日举办的“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上，百余名中外专家围绕新疆考古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新疆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西域丝路与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新疆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通道”“纽带”“多元”“交流”“互鉴”等，成为中外专家使用的高频词。“新疆历来是多元文化荟萃、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论坛开幕式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潘岳在致辞时说。作为多元文明交融荟萃之地，新疆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地位极为重要。在论坛上，来自历史学、考古学的专家学者们纷纷给出自己的研究实证。“新疆通天洞遗址发现了炭化的黍和小麦共存，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说，“黍来自我国华北地区，小麦来自西亚等地，表明当时的中西方文化已经在新疆发生了交汇。”▲通天洞遗址及其环境（图片来源：国家文物局官网）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杨圣敏通过研究发现，新疆塔里木盆地先后有胡人、羌人、汉人以及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活动，塔里木盆地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融合之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巫新华看来，西域是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圈形成过程中，西域有着重要贡献，这与其所处的关键地段紧密相关。在中华文化圈形成早期，西域的对内对外交流已经广泛开展。”中央民族大学对喀什莫尔寺考古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吸引中外专家齐聚喀什论道的重要原因之一。莫尔寺为什么重要？论坛上，主持莫尔寺遗址发掘的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肖小勇给出了答案。“喀什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位于喀什市东北的莫尔寺，是我国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是研究佛教传入中国的一处重要遗址。”2019年以来，肖小勇带领团队持续发掘，发现了大规模寺院建筑群和数以万计的各类文物。“莫尔寺遗址展现出印度与中亚传统、喀什本地的特色和中原汉传佛教的影响，是三者在我国最西部地区深度融合的首次发现，为理解文明的多元交融提供了又一例证。”肖小勇说。▲莫尔寺遗址（图片来源：中国民族报）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高奕睿从写本学角度，观照了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残片所折射出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他的结论是：“佛教写本文化从中原一路向西传到新疆，风格很一致。”相比于佛教，伊斯兰教传入新疆较晚，但同样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主动适应中国社会，学习儒家经典与文化，融合‘修身明道’‘知行合一’等理念，展示积极理性的态度和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金述龙介绍了“伊儒会通”的内涵。“乌鲁木齐有个‘陕西大寺’，是清朝乾隆年间建的，体现了伊儒会通的建筑风格。”正如潘岳在致辞中所说，“伊儒会通精神仍在今天反哺新疆。”▲乌鲁木齐陕西大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新疆文化既有多元，更有一体，这一体就是中华文化。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艾力·吾甫尔梳理了从史前时期到现代新疆地区受到的中华文化影响，指出“中华文化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根与魂”。新疆大学副教授热米娜·肖凯提举例说，无论是维吾尔族茶文化还是养蚕和丝绸织造，都深受中原影响。“维吾尔族传统文化在审美情趣、生活方式、价值准则、信仰追求等各方面，蕴含强烈的中华文化向心力。”她说。“新疆有非常多元且统一的文化，确实是伟大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马克林说。最新的研究、成功的实践、鲜明的观点，在论坛上交流汇聚，共同勾勒出新疆历史上多元文化荟萃、多种宗教并存的和谐图景，勾勒出新疆文化在中华文明怀抱中发展壮大的轨迹。“探讨新疆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范恩实说。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席教授潘维认为，从新疆的历史走向和治疆方略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中国提供给世界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开放的丝路：交流互鉴，共同研究▲唐代丝绸之路，经过新疆众多地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有一类以‘大乘’为名的称号。玄奘西行，在印度获‘大乘天’称号，其弟子继承了‘大乘’称号。”论坛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湛如以玄奘弟子中的“大乘”称号为研究对象，联系敦煌文献所见的“大乘贤者”称号，既释其名，又考其史，反映中印文化交流史，乃至唐代的政教关系的变迁。听众席中，坐着湛如的一名美籍学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员柯伟业。十几年前，身在纽约的柯伟业被一幅《六祖砍竹图》深深吸引。2011年，他到中国美术学院就读，深入了解佛教绘画，练就了标准的普通话。拜师湛如后，参与到湛如著作的汉译英过程中，促进了中国佛教研究成果的海外传播。攻读完湛如的博士后后，柯伟业留在北京大学任教，继续在佛教文化领域深耕。曾经的师生，现在的同事，共同的研究兴趣，成就了一段特殊的中西师生缘，也为中西文化交流写下生动注脚。“从新疆喀什莫尔寺到山西平城（今大同）石窟上的独立寺院，这些新的考古发掘丰富了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终身教授衣丽都，在论坛上展示了云冈石窟、釜山石窟、北魏太和六年释迦像等大量图片，“新的考古发现为重新审视佛教寺院由西向东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布局提供了新的契机。”▲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六窟释迦佛洞（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考察期间，衣丽都与各国学者深入交流，她说，“期待未来通过学者的共同研究，将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佛教寺院遗址研究推向深入。”合作共享，成为中外专家学者的共识。“这次论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很多外国学者就是冲着这些年新疆的考古成果来的，以便作对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说。“研究史表明，在开放的时期，研究进展迅速，更多出版作品引发关注，合作对所有人皆有益。”外籍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魏正中梳理了新疆佛教考古的历史，呼吁学者开展更多的合作研究。在长期做回鹘研究的过程中，新疆师范大学教授牛汝极借鉴了不少国外研究成果。“大量的回鹘文献收藏在国外，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借鉴。”牛汝极说。合作的前提是开放，是共享。吐鲁番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丰富的展陈，莫尔寺、交河故城斑驳的历史印记，为中外学者提供了生动的研究材料。胸前挎着相机，一手拿本、一手拿笔……每到一处考察点，俄罗斯东宫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卢湃沙都仔细聆听、观察，认真记录。“这次考察收获满满，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卢湃沙说，“来之前我不知道，新疆已经开放到如此程度，那么多历史文化遗址都可以去考察。”吐鲁番博物馆正在展出近年来新发现的加依墓地遗存，吸引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考古系研究员贾伟明的目光。“加依墓地出土的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是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非常宝贵。”双耳陶杯、高圈足陶豆……贾伟明将展品一一拍照，准备回澳大利亚后作为教学素材分享给学生。▲吐鲁番博物馆的加依墓地展区（图片来源：吐鲁番市文博院微信公众号）“丝绸之路北线和南线，最终都抵达埃及。中国和埃及之间虽然相隔数千公里，但两国之间存在着诸多共同的文明特征。”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姆哈森说。考察途中，姆哈森总是试图找到中国和埃及这两大文明古国的相似之处。在莫尔寺圆形佛塔前，他问了肖小勇很多细节，“塔中间是空心的吗？”“往下通了多深？”“在我们埃及的佛塔，也有类似的结构。”如果说学术交流碰撞出的是思想的火花，那么，艺术的交流更易激发共鸣、直抵人心。热瓦普、都塔尔、艾捷克、手鼓……14日，在疏附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多种乐器齐奏，外国专家与演员们手舞足蹈，融入欢快的歌舞海洋。一曲浓郁的维吾尔族歌曲毕，当地演奏者用弹拨尔弹奏起西班牙斗牛曲。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北京京西学校创办人柯马凯情不自禁随着乐曲打起了节拍。“我想起了我弟弟，他生活在西班牙。这个曲子，我三个侄子也会弹一点，用吉他。”柯马凯与演奏者一起拍下视频，发给了远方的弟弟。在乐器村的展馆里，蒙古国立大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系副教授查干·图尔巴特看到了一把马头琴。“在我们国家，马头琴是很常见的乐器。”他说，“中蒙两国睦邻友好，像马头琴这样的文化载体，在开展两国人文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参观结束后，马克林握着讲解员热则耶·艾尔肯的手表示感谢：“我和家人都非常喜欢民族传统音乐。”“音乐无国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热则耶·艾尔肯说，“欢迎下次带着家人再来新疆，我还给你们讲解！”自信的新疆：在现代化引领下走向光明未来喀什的黑茶，云南的玫瑰，混在一起冲泡，香气四溢……13日傍晚，在喀什古城药茶巴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米尔左吉德·拉希莫夫品尝了当地特色药茶，“女儿嘱咐我从中国带一些花茶回去，这个就很香。”百年老茶馆、铁业公社、老酒馆等景点颇具特色，药茶巴扎、塔哈巷游拍街、盖孜尼其巷等特色街区纵横交错。传统与现代交融，各族居民、游客和谐共处，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喀什古城，夜市人山人海，流光溢彩，令外国专家流连忘返。▲喀什的特色药茶（图片来源：天山网）街头偶遇一群孩子。柯马凯、马克林等专家热情邀请他们一起合影，孩子们大方自信，笑容灿烂。“我用简单的英语交流，孩子们都能说上几句。”柯马凯感慨道，“30多年前到喀什，那时最高的建筑是五六层，现在不仅老的古城保护得好，新的高楼大厦也建得很好。”新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目共睹。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马戎通过对新疆人口的研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人口增长迅速，尤其是维吾尔族，近10年来，从999.7万增长到1162万人。新疆的发展吸引内地大量人才涌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大家和谐相处、共谋发展。考察期间，专家们从喀什坐飞机到吐鲁番，从吐鲁番坐动车到乌鲁木齐。“15年前我来新疆，那时吐鲁番还没有机场，乌鲁木齐也没有高铁站。”米尔左吉德·拉希莫夫说，“我去过中亚除土库曼斯坦外的其他国家的主要城市，那些地方的航空、铁路设施都没有新疆好。”“‘一带一路’建设惠及丝路沿线很多国家。”米尔左吉德·拉希莫夫说，“期待中吉乌铁路早日建成，到时候沿线国家居民往来会更频繁、更方便。”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黄达远也关注到中吉乌铁路项目。“喀什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贸集散地，是一个知名的‘大巴扎’。”黄达远认为，中吉乌三国共同推动铁路建设，意味着喀什交通枢纽的地位将进一步强化，“未来的喀什，将不仅是一个‘大巴扎’，还是一个制造业中心、现代科技人才中心。”▲2016年2月27日，一列专列停在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至琶布铁路甘姆奇克隧道进口。甘姆奇克隧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铁路网中吉乌铁路的重要一环。新华社记者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亚浩罕汗国的头目阿古柏入侵新疆后，清廷一直计划收复失地。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同意左宗棠“先收复乌鲁木齐，并在哈密、塔城地区增设重兵”的建议，同时任命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雕像。（图片来源：中国甘肃网）《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场战争的取胜之道在于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正确的行军路线、有效的作战方针。那么，晚清名将左宗棠是如何谋划收复新疆的呢

▲6月12日，“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在喀什举办。（图片来源：中国网）6月12日，“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在喀什举办。论坛由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和喀什大学联合主办，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协办。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部门、有关科研机构和高校有关负责人以及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埃及、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蒙古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共170余人参加论坛。以下为论坛发言集萃。姆哈森（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山东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大学客座教授）丝绸之路是最早连接东西方世界的贸易路线之一。陆上丝绸之路包括多条路线，以古代中国的各大商业中心为起点向西延伸，其中最著名的路线有两条，即陆上丝绸之路北线和南线，穿越了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泊城。这两条路线最终都抵达埃及，埃及因此被认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点。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和终点埃及之间的距离虽然相隔数千公里，但双方的关系被认为是自古以来最为理想的关系之一，这种关系扎根于数百年之前，两国之间存在着诸多共同的文明特征。米尔左吉德·拉希莫夫（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当代历史和国际研究系主任、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教授）几个世纪以来，中亚和中国一直是亚洲和欧洲之间贸易、经济、文化和智力交流的重要枢纽，是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新疆在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和现代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充当着一座独特的历史和文明桥梁。同时，现代中国和中亚国家作为当代文明史的重要参与者，与全球进程紧密相连。“一带一路”倡议便是这种跨区域和全球伙伴关系和而不同、百花齐放的典型例证。展望中国与中亚关系的未来发展，我们应当推广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探讨国家、区域以及世界的历史和国际关系时，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包容性，以及在多样性中寻找统一性。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以及国际合作的拓展，对于确保欧亚大陆的持续发展和增强地区稳定性将起到关键作用。马克林（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澳大利亚联邦人文科学院院士）尽管新疆的历史包含了一些动荡的时期，但新疆对中华文明和人类发展的整体贡献远比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要重要得多。新疆目前正处于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繁荣的时代，并且预示着充满希望的未来。美国散布了一些不实的报道，声称中国试图消灭维吾尔族群及其文化，但事实数据和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的是，新疆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种族灭绝、文化灭绝。我只举一个我自己经历的例子。在2018年访问莎车期间，我参观了一所培训维吾尔舞蹈和十二木卡姆表演者的学校，留下了非常积极的印象。如果中国试图消灭维吾尔文化，那么国家就不会投资于那些旨在维护传统表演艺术的学校。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经济增长、现代化和相对稳定，新疆正在经历另一个伟大的繁荣时刻。潘维（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席教授、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

郭欣欣推荐阅读他出了世上最长的差，历史因他另起一页万里戍边守家园，260年前，锡伯族书写了一段辉煌壮阔的民族史诗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全国一盘棋，南疆的发展既是一个先富带后富的过程，同时也是南疆地州各族儿女，团结一心、砥砺奋进，满怀信心奔向美好未来的过程。一、南疆发展：两位大叔的隔空对话和田地区于田县农民库尔班·吐鲁木从小生长在地主家的牛圈里，受到地主的残酷压榨，他少年时失去父母，成了地主家的长工。直到新中国成立时，库尔班·吐鲁木家除了一条破毡子，一只破铜壶，便是一身沉重的债务。新疆解放后，土改了，他家分上了房子和土地，60多岁的库尔班·吐鲁木第一次种上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收获了丰收。看着自家仓里满满的粮食，库尔班大叔知道是毛主席使他家和乡亲们过上了幸福生活，便执意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库尔班大叔终于来到北京，见到了心心念念的毛主席。▲库尔班大叔讲述自己的愿望（图片来源：光明网）60多年后，2023年9月开始，新疆库尔勒大叔阿力甫·买买提耗时53天骑行3000公里，前往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的故事也感动了很多人。有人问阿力甫大叔为何骑车上北京，大叔说：“骑着自行车去北京，可以看到60多年前库尔班大叔看不到的美丽风景，每到一处，我都拍视频跟乡亲们和粉丝分享美景，我为生活在这个和平的时代而高兴，为生活在这个幸福的国家而自豪。”阿力甫经常说：爱国情怀要植于心践于行！南疆各地州曾经习惯了毛驴代步的村民，如今，很多人家都添置了电动车乃至小轿车。如果库尔班大叔回到现在，不会再感叹去北京之艰辛。▲库尔勒大叔阿力甫·买买提讲述自己骑车来北京的故事

▲“漫话探月”解读嫦娥六号“挖土”秘籍01甲辰年，四月二十八，残月当空。嫦娥的身影跨越幽暗深邃的虚空，掠过月宫的天穹。当是时，夜色如水，繁星满天，嫦娥回望来处的蔚蓝之星，眼看它沉入月面的地平线，随后轻盈地转身，耳畔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月亮之上》。当她的足尖轻轻触及月壤，月球表面的尘埃也被她的美丽所震慑，纷纷扬起，化作一层柔软的毯子，恭迎这位来自人间的仙子。她站定身形，举目四望，观察着这片孤寂清冷的世界。然后她轻柔地伸出一只手——开始刨土。刨土的时候还顺手发了一条微博：这个“嚣张的”IP瞬间震惊了网友，大家纷纷感慨，原来飞到天上去，也要在小小的月球上挖呀挖呀挖。有人建议她在月球上立个牌子，写下“我在月球很想你”。而嫦娥有自己的情怀，她从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一面红色的旗子，举着这面旗子在无边的夜里摇摆。而这个熟悉的动作，她已做过三次。▲嫦娥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任务中，五星红旗和月球的同框瞬间这是属于她的家国仪式感和中华骄傲。鲜艳的红刺破月面无尽的黑，不需要文字也可以在宇宙中刻下自己的思乡之情。刨够了土之后，嫦娥自信地对着自己挖出来的坑拍了一张照片，又发了一条微博。然后在中华儿女的自豪点赞和祝福声中、在全世界的赞叹声中，这位跨越38万公里的距离，专程去广寒宫的仙子，揣着刨到的土特产原地起飞，奔向人间。▲网友对嫦娥七号月球探测器成功完成月背采样工作的自豪与激动。只留下一个颇具中华书法特征的抽象的“中”字，镌刻在月球那寂寥无风的土地上，记录着凡人的壮举。这个“中”字让每个中国人都眼前一亮。▲“中”字形体的演变历程。“中”字在甲骨文属旗旒之象形，像竖立的一面旗帜，上下各两条旗斿向左飘动。（图片来源：李学勤《字源》）从“中”字的甲骨文本意，到它在中华文明中不断演化的深远意涵，网友此刻的思绪如宇宙般浩瀚无边，但最终都汇聚于对中华的骄傲和自豪。02月亮在中华文化中不仅仅是夜空中的一轮明亮星体。它是诗意的栖居地，是远方的思念，是心灵的寄托。游子将自己的愁绪与感悟寄于明月，抒发“低头思故乡”的寂寞。诗人将自己的志向借予月光，豪言着“九天揽月”的壮阔。▲2023年8月30日，成都九天楼遇上“超级月亮”。（图片来源：四川在线网站）它是明月与故乡的思念，是直到夜郎的愁心，是高悬天空、亘古不变的永恒，也是团圆时刻的见证者。每当夜幕降临，望舒仙子便会载月出行，让清冷的月光洒满大地，无论是高山还是深谷，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月亮的温柔和安慰。▲贡嘎雪山上的月亮。（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不知是否是这份温柔过于迷人，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喜欢将各种各样的期待寄托于明月之上。孤独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思念时，“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壮志未酬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就连谈个恋爱，都要想出一个月老，期待月光帮自己保媒拉线。▲七夕月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如果月亮有灵，它一定会感慨这帮凡人怎么如此事儿多，什么东东都要与它纠纠缠缠。在中国的传说中，那轮皎皎的明月之上一直有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浪漫仙界。伐木的吴刚，捣药的玉兔，还有翩然起舞的嫦娥仙子。可惜，真正的月宫只有永恒孤寂的广寒。玉兔也好，嫦娥也好，吴刚的桂花树也好，都要由我们自己亲手送上天去。哪怕千年已降，时移世易，我们依然忍不住将自身的思念与愁绪寄托于月宫的传说之中。▲中秋月宫（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毛主席曾有诗句写道：“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如今我们的嫦娥探测器不仅在月宫舒起广袖，还成功挖起了一抔“当惊世界殊”的月壤土，并且真真实实地大写了一个“中”字。03嫦娥六号飞升于5月3日，在五天后抵达月宫。随后它环绕着月亮不断盘旋，最终在6月2日降落到了月球背面。▲6月2日，嫦娥六号成功落月。因为潮汐锁定的关系，月球永远只能以一面面对地球。所以哪怕月光照耀凡间千年，凡人抬头所见的光影也总是正面的那只玉蟾。月球背面的土地与我们相隔很近又很远，只有少数凝聚人类智慧的顶尖航天器才能帮我们窥见那片土地的虚影。▲嫦娥六号着陆器降落相机拍摄影像图1（图片来源：中国探月与深空探测网）因为背向地球，月球背面的信号被月球本身阻隔。需要靠“鹊桥”中继卫星来搭起地球和月球背面之间的信号通道，为我们传来月面的实时信息。▲“鹊桥”中继卫星工作示意图借用“鹊桥”，我们才能远程指挥嫦娥六号完成它的工作，才能看到它在黑暗中升起那面鲜艳的国旗。它的前辈嫦娥五号曾在月球的另一边升起同样的旗帜，两面红旗遥遥相对，贯穿了星球的明暗边界。

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教材，系统论述了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不平凡历程，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灿烂的光明前景，是一部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开创之作。▲《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概论》始终贯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一重大科学论断，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历史与现实相贯通、中国与世界相联系，展现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体大思精、内容丰富，探索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通读全书，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部教材集中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集中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集中阐释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回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我们要用好这部教材，切实开展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第一，要把握好党的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和民族工作的生动实践，讲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和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重要思想。

在新疆喀什古城外，有一方一圆两个耸立的土墩子。在一般人眼里，或许会觉得平平无奇。但这两座所谓不起眼的“土墩子”，却是目前新疆发现最早的佛教遗址之一——莫尔寺遗址。莫尔寺是丝绸之路的见证者，对它的发掘，更是揭开了新疆两千多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往事。▲目前新疆发现最早的佛教遗址之一——莫尔寺遗址。在它们身上，人们可以回忆起喀什和丝路千年前的峥嵘岁月。重现天日的古寺凝视着莫尔寺遗址，可以回想出汉唐时期，疏勒佛教兴盛，造塔建寺随处可见，讲经说法的名僧在此云集的景象。玄奘经过时，这里有大小寺庙数百所、僧徒万余人，是当时西域主要佛教中心之一。公元10世纪前，佛教属于当地流行的主要宗教，对西域乃至全国佛教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新疆的佛教文化遗存，湮没在千余年史海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人在新疆四处侵扰文化遗址，这些西域佛教遗存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莫尔寺遗址，最早引起了沙俄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的注意，他在《喀什的古代遗迹》一文中发表了莫尔佛塔的照片。▲这是莫尔佛塔的第一张照片，彼得罗夫斯基拍摄于1892年。莫尔寺遗址在喀什市中心东北约33公里处，位于有着“百果之乡”之称的伯什克然木乡境内，与最近的村庄莫尔村直线距离约4.5公里。它处于天山支脉古玛塔格山东南部一处洪积台地上，其西、南面为辽阔的恰克马克河流经的冲积平原。虽然地处荒漠，但周围有绿洲。“莫尔佛塔”的名字，是当地人依据它的外形流传下来的叫法，“莫尔”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烟囱。很多年以前，当地人把耸立于台地上的高大泥土建筑称作烽燧、烟囱。在第二、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莫尔寺遗址仅采集到一些陶片等标本。2001年，莫尔寺遗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分巧合的是，南疆铁路阿喀段在建设过程中，为了避开古玛塔格山，向东蜿蜒绕行，正好来到了莫尔寺遗址附近。也是因此，考古学家肖小勇在讲述莫尔寺时提到，“坐着火车看佛塔”的景象。喀什自古便是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历史名城。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如今的喀什从西部边陲走向“通江达海”，已初步构建了公路、铁路、航空“三位一体”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向西开放格局正全面形成。当地的经济、社会也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处在多重机遇叠加期的喀什，更多美好愿景正逐步实现。▲肖小勇教授指导学生测量遗迹坐标。喀什乃至整个南疆的发展使得人们更加重视对莫尔寺的研究和保护。为加强遗址保护、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喀什地区文物局、喀什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协助下，于2019年6月开始对莫尔寺遗址进行主动考古发掘。通过五年时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确认莫尔寺遗址集中分布在北、西、南三面为陡崖的洪积台地西南部，长约200米、宽近100米、面积近2万平方米，形成主要借助高耸的自然台地而不设围墙的大型地面佛教寺院。▲长达五年时间的系统科学的研究，基本上复原了遗址的总体布局和各类建筑的形制结构，揭示了遗址寺院建筑的兴建、发展和废弃的历史变迁。同时，遗址清理出山门大道、山门大殿、带主殿的多间式大佛殿、带中心佛坛或塔柱的“回”字形佛殿、独栋式僧房、带坐台的僧房或禅室、厨房、讲堂等10余处大型建筑基址，发现并部分复原圆形佛塔的基台、方形大塔的基座和基台。寺院建筑群以圆形塔为中心，在北、东、南三面修建各类不同形制、功能但毗连接续的房屋建筑，圆形塔北形成中心广场，方形大塔位于遗址西北端，山门大殿和山门大道位于东南端，形制布局保存基本完整。▲莫尔寺遗址发掘现场：远处为圆形塔，近处为大佛殿和僧舍建筑基遗址。寺院建筑布局也被完整揭露，结合不同建筑朝向变化和打破、借用、避让关系，以及出土遗物特征和碳十四测年，揭示出寺院的演变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至迟始建于公元3世纪中叶（东汉末或三国），约9世纪末10世纪初（唐代）废弃，延续时间近700年。覆钵式舍利塔是遗址最早修建的建筑之一，位于建筑区的中心，以其为基点，佛寺于北、东、南三面陆续增建和扩建，大体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3个阶段。▲圆形佛塔是第一阶段的标志性遗存。早期（第一阶段，始于约公元3世纪中叶），修建了山门大道和山门大殿，印度、中亚风格的覆钵式舍利塔和仅见于喀什本地特征的独栋式多室僧房。中期（第二阶段，约公元4-6世纪），增修塔里木盆地流行的“回”字形佛殿、厨房等建筑，构建出中心广场。方形大塔可能修建于这一阶段，但因独立于外且无连续地层，不排除更早或更晚的可能。佛教信仰从以舍利塔崇拜为中心向以佛像崇拜为中心转变，供奉的佛像形体较小。晚期（第三阶段，约公元7-10世纪），主要新修具有汉传佛教建筑布局特征的佛殿、讲堂等建筑，殿内供奉2倍于真人大小的佛像。大约到9世纪末10世纪初，主要建筑被烧毁。遗址废弃后，还经过了长期的废弃后利用阶段。▲莫尔寺遗址分期平面图，两塔之间布置僧舍和佛殿。莫尔寺遗址所在台地的范围已经因长期侵蚀而大幅缩小，原来布局有建筑的地面有的已坍塌倾覆，相应建筑也被破坏。考古人员在台地以西约30米处，发现了一眼井，挖井时形成的堆土环绕在井口周围，井口呈长方形。井口周围仅发现残陶片，井内没有经过发掘，没有证据可以确定其年代。但鉴于其独立出现在离寺院建筑如此近的地方，应该有理由推断其属于寺院的供水设施。目前一般认为此井属于从莫尔寺遗址南约100余米通过的坎儿井系统，是其中的一口竖井。据相关资料，这里的坎儿井原来有3条，另两条没有找到。千年古塔的前世故事虽已历经1800余年沧桑岁月，莫尔寺仍然保留了丰富的人文信息。地处高崖又基于多重台基之上，慕名前来瞻仰的人们要抬首仰望才能见到佛塔的巨大全貌。莫尔寺遗址发现的“回”字形佛殿供奉的可能是佛像，说明已出现“像”崇拜。两个“回”字形佛殿中，靠东的面朝西南，靠西的面朝东南，似乎与圆形佛塔保持着某种呼应，也是离圆形塔比较近的建筑。两座僧舍的平面布局十分独特，应该是疏勒本地的样式，不过其朝向也都面朝东南。唯有大佛殿远离圆形佛塔，面朝东北，平面布局具有中原佛殿的结构特征。▲“回”字形佛殿分为方形和长方形两种，Ⅲ号建筑中的“回”字形佛殿为方形。结合出土佛像特点、开元通宝钱币等综合分析，大佛殿很可能是晚到唐代才兴建而又很快废弃的。据唐代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岷州人士”。这处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所关联。僧舍建筑出土的大量无字圆形方孔小铜钱，有可能是剪轮五铢或龟兹无文小铜钱之类。龟兹有仿照五铢铸造龟兹五铢和汉龟二体钱的传统，这种无文小铜钱可能受到剪轮五铢和东汉末期无字钱的影响，铸行年代当在南北朝时期，在新疆轮台、库车、拜城、新和、民丰、且末、若羌等地的遗址中都有发现。根据考古发掘，可以初步推断，莫尔寺最先修建的是圆形塔，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陆续修建僧舍和“回”字形佛殿，武则天时期又增修了大佛殿。莫尔寺是古疏勒佛教文化的重要见证。古疏勒约为今新疆喀什地区。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此交汇，西通南亚、中亚和西亚及更远的地区，连接古代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及地中海等文明，疏勒因而也成为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汉唐时期，疏勒佛教兴盛，盛行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名僧们在此云集、讲经说法。▲莫尔寺遗址的文保碑。莫尔寺为何如此重要？莫尔寺遗址是目前中国最西部始建年代最早、延续至唐末、且保存至今的一座大型土建筑地面佛寺遗址，揭示了从佛教初传中国到唐末这一时期大型地面佛寺形制布局和中国化发展演变过程。在公元10世纪前，佛教是喀什地区流行的主要宗教，其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0世纪上半叶，佛教遭到镇压，佛教建筑与艺术被毁坏，曾经林立的佛教寺塔自此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陆续发现，湮没史海千余年的新疆佛教文化遗存才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考古发掘出土了诸多石膏佛像残片文物。莫尔寺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佛寺建筑群，出土了包含石膏佛像、剪轮五铢和开元通宝等铜钱和其他石、陶、铜、木、纺织品等在内的大批珍贵文物，基本明确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确定了寺院的总体布局和寺院建筑的类型和结构特点。寺院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废弃的原因，是丝绸之路佛教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为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佛教传播和佛教寺院变迁、佛教造像艺术演变和汉唐时新疆特别是喀什地区佛教信仰及寺院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考古发现的器物风格既包含印度和中亚佛教传统，也有喀什当地特色，还反映了中原文化影响，是三者在中国最西部地区深度融合的首次发现。这些发掘成果，同时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商品经济、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等方面对西域地区的深远影响，实证了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政权对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人类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有力见证。（本文图片来源：莫尔寺考古队、中央民族大学、地球知识局。）策划

“正道”专栏之⑨“征服王朝论”由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等人于1949年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中提出。此后，日本学界、欧美学界逐渐将这一理论演化为“北亚世界说”“新清史”等错误理论。这些理论通过歪曲历史来解构中华民族，将中国归为“汉地十八省”，将藏疆蒙及东北说成独立于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将中国历史王朝划分为汉人政权和非汉人政权，提出“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等等，刻意制造游牧与农耕、汉与非汉的二元对立，以此消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统一性，否定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而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那么，“征服王朝论”的主要错误在哪里？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征服王朝论”的危害性？▲何尊及其底部铭文：何尊为西周早期青铜器，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共122字，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出现，记载了周武王在世时决定在洛阳营建都城的重要历史事件。铭文中的“中国”指的是当时天下的中心，王朝的中央，即新建的都城洛阳。（图片来源：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官网）“征服王朝论”的前世今生追溯学术史可以得知，“征服王朝论”受到了20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华而大力宣扬的“满蒙非中国”“干燥亚洲论”“南北民族对立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等谬论的影响。当时，日本不少学者深度卷入其中。日本军部还动用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出版了以辽、金、元、清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为其侵华行为提供辩护和出谋划策。在某种程度而言，“征服王朝论”将这些错误观点披上一层所谓的学术面纱。在“征服王朝论”看来，游牧民族在征服中原、建立政权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积极主动学习汉文化，放弃游牧民族的部落组织和生活方式，这就是“渗透王朝”，主要以十六国和北魏为代表。另一种是游牧民族征服中原、建立政权后，自觉地、有意识地抵制汉文化的影响，采取二元结构，保留游牧民族的部落组织和生活方式，在经济、宗教、语言、习俗、礼仪、政治组织、军事组织等方面都采取双轨模式，以避免被汉化的命运，这就是所谓“征服王朝”，主要以辽、金、元、清为代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辽上京是辽代始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重要的首都。城址平面略呈“日”字形，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皇城内有宫城形成“回”字形格局，突出“皇权至上”思想，是契丹统治者对汉文化认同的具体表现。（图片来源：国家文物局官网）也正是如此，“征服王朝论”出现之后，迅速得到日本学界的响应。田村实造、江上波夫、村上正二、岛田正郎、杉山正明等人极力夸大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独特性，进而提出“北亚世界说”“骑马民族征服论”“胡族国家”“大元汗国非中华王朝说”等错误观点。例如，田村实造重视北亚历史的独立性，认为“征服王朝”源自北亚世界，兼具农耕和游牧的二元结构社会特性，当“征服王朝”失去二元特性后，便难以维持；“征服王朝”应该扩展至整个北亚世界，应该将“征服王朝”纳入中国历史以外的自成一个世界的北亚史世界。在他看来，“征服王朝”除了辽、金、元、清外，还应当包括五胡十六国和北朝诸国，甚至将匈奴、突厥、回鹘等政权也纳入“征服王朝”序列中讨论。江上波夫则将南西伯利亚、中国东北、朝鲜为中心的历史归为北亚史，认为北亚民族的共同特点是都属于阿尔泰语族。在此基础上，他将游牧民族、狩猎民族等非农耕民族统称为“骑马民族”，并将骑马民族和农耕民族对立起来，提出“骑马民族征服农业民族建立政权”，也就是“骑马民族论”。村上正二依据地理环境决定论，将亚洲分为农牧分离、南北对立、政治对立的社会，认为“征服王朝”具有强烈的游牧民族的自觉意识，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对农耕民族保有对抗意识，蔑视农耕民族，并有强烈的征服欲望。岛田正郎阐释辽官制与中原王朝官制的差异，以“北亚世界”为区域，将中国少数民族史置于其主观预设的“北亚世界”史体系中，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史与中国史并立，甚至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史从中国史剥离出去，称辽是中国史序列之外的“胡族国家”。杉山正明虽然承认任何一个中国王朝都是多民族的也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并坦言“‘元并非中国王朝’这一观念或许可说是对错各半”，但仍然大提“大元汗国非中华王朝说”。自20世纪90年代，一些与日本学界颇有渊源的美国学者开始借助“征服王朝论”，夸大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并对中国的大一统历史进行解构。在这其中，美国的罗友枝、欧立德等“新清史”研究者，打着利用满文档案等旗号，声称要“跳出中国中心论”，突出清朝所谓的“独特性”“异质性”，并将清朝视为扩张性的“满洲帝国”“殖民帝国”，进而解构清朝与中国的一体性，认为“中国”不等于“清朝”、“中国”仅是“清朝”的一部分。“征服王朝论”忽视中原居民与北方少数民族、中原王朝与北部边疆的密切联系“征服王朝论”将中原居民与北方少数民族、中原王朝与北部边疆对立起来，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一些“征服王朝论”的支持者甚至还炮制北部边疆民族的“文化西来说”，故意构造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对立，乃至将游牧民族自立于中华民族之外。例如，村上正二就宣扬：“突厥、回鹘帝国留给北方草原游牧诸民族的贵重遗产，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基于同一语言文化意识的强烈的民族和游牧都城文化。”事实上，早在中华文明的早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等就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有着密切的互动。红山文化中的玉龙文化，更是影响至今。▲碧玉C形龙：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代表作，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不仅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龙的传人”身份，而且对探究中华龙文化的发展序列有重要意义。（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在经济上，中原也与北部边疆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此点，史书上有着大量记载。事实上，人类发展史已经证明，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紧密相连。根据考古发掘，北部边疆的不少遗址就是先有种植业，后来才在气候变迁等因素影响下转向畜牧业。被称为中国游牧经济的发源地的朱开沟遗址就是如此。而且自大兴安岭东麓经辽河中上游，经阴山山脉、祁连山，直抵青藏高原东缘，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东北等地存在大量的农牧交错地带。著名的避暑山庄所在的承德，就位于农牧交错地带。定都于河北最南端的邯郸的赵国之所以能够实行“胡服骑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处于农牧交错地带，能够为其改革提供大量的马匹和熟练的骑手。在政治上，中原王朝很早就将北部边疆纳入管理范围。武王灭商时，在东北活动的肃慎就进贡了楛矢石砮。因此，周景王的使者表示：“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秦汉则将辽东半岛纳入了郡县体制。之后历朝历代的情况各有不同，但北部边疆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的密切联系。满人在崛起之前，也是处于明朝的管辖之下。也正是如此，早在数千年前在经济、政治、文化就存在着密切联系的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各民族也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为重要特色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逐渐成为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中国的独特历史不是“征服王朝论”所能想象和诋毁的。“征服王朝论”对所谓的“二元结构”的误读中国有着悠久的多民族统一的历史与传统。早在先秦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就已经深入人心。实现了空前大一统的秦朝，则率先做到了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自此之后，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和传统。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虽然情况不一，但都心向中华，努力学习中原的文化与制度。辽朝大量招纳优待汉族知识分子，为其所用。辽上京作为草原上第一座都城，就是由汉人设计并修建的。辽的官职基本上也是承袭中原官制。一方面，辽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契丹大字等文字；另一方面，辽仍然普遍使用汉字。从出土文物也可以看出，契丹贵族的日常生活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金朝统治中原地区后，逐渐接受中原文化。金将都城从黑龙江迁到北京，按照中原的方式建造了金中都。这对后世王朝定都北京产生了很大影响。金还大力提倡儒学，设立译经所，将《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翻译为女真文字。为了满足科举考试以儒学经典内容命题的需求，朝廷还组织人力整理典籍、编纂史书。虽然历史上“金以儒亡”的说法失之偏颇，但足以反映出金朝对儒学的重视。▲金代画家张瑀的绢本设色画《文姬归汉图》局部：图中所绘是东汉末年文学家蔡邕之女蔡文姬归汉途中的情景，图中文姬的披肩为女真族的云肩，随着南迁和与汉族的融合，后期金人的服饰汉化特征愈加明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忽必烈则委托中原士人设计了元上都和元大都，还极为重视中原的仁爱之道。1260年，他在即位诏书中表示：蒙古族兴起时，由于忙于征战，而“文治多缺”，今后要发扬“仁爱之念”“博施济众”。1271年，忽必烈听取汉人谋士的建议，改变了过去多从封国、封号、官职中拟定国号的传统，在《建国号诏》中称：“……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这充分说明了元朝对中华正统和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清朝则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组织人力大规模进行文献整理和书籍编纂的活动。清朝皇帝拜谒曲阜孔庙次数最多，为历代之最，占所有皇帝拜谒总次数的近一半。曲阜孔庙著名的“万世师表”匾额，即为康熙皇帝手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雍正皇帝还撰写《大义觉迷录》，强调清朝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天下一统”，并以“有德者可为天下君”等理由来论证清朝的正统性。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纷纷努力学习当时较为先进和包容的中原文化与制度，推动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并不断发展壮大。总而言之，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在史前部落林立阶段，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就与北部边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夏商周时期，“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就得以确立并不断发展。“征服王朝论”不仅与日本侵华时的诸多谬论存在学术渊源，而且与此后的“新清史”存在密切联系。无论其提出者是无意还是有意地曲解中国历史，但客观上都是在解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都易沦为国内外别有用心之人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影响国家统一的理论工具。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今天的我们面对这些试图分裂中华民族的谬论，不可不慎。（作者简介：李士珍，内蒙古农业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教授；王奇昌，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内蒙古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2022ZZB054）的阶段性成果。）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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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概论》读懂中华民族之⑦编者的话：《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讲到，“1951年8月，广西省政府利用中央访问团到大瑶山开展慰问的契机，在金秀召开大瑶山各族代表会议，通过《大瑶山团结公约》（简称《公约》），并将其刻于石碑，各族代表盟誓遵守。《公约》载明，‘今后大家必须相互谅解，不计旧怨，共同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下，亲密团结，并订立团结公约六条，共同遵守不渝’。”这份《公约》的订立，使广西大瑶山地区的民族关系得到改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制度被废除，真正实现民族解放和平等，开启了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新篇章。本文讲述《公约》订立背后的故事，以飨读者。▲纪念《大瑶山团结公约》的歌舞表演“毛主席派来的代表”到瑶山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决定向全国各民族地区派遣中央访问团，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传达党中央对各族人民的关怀和慰问。1951年7月，中央访问团中南访问团（以下简称中央访问团）到达南宁，分为三个分团赴各地开展访问。▲中央访问团历史照片

想在万花草甸中感受春季的芬芳，想在群山云海中体验夏季的缤纷，想在层林尽染中欣赏秋季的浪漫，想在冰雪雾凇中见证冬季的伟岸……什么样的路线能让你沿着祖国的边境线一路向前，打卡多个地标，一次性将四季美景尽收眼底？这条路线，就是219国道。一条世界级的景观大道，更是一条固边兴边之路、民族团结之路。5月11日，“道中华”边疆行特别活动“曼行国道·219”正式开启。作为2024年边疆行的开篇之旅，“曼行国道·219”活动由著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带队，将历时5个月、车行90天，分三段走完219国道从广西东兴到新疆喀纳斯的全程，深入沿线的村寨、学校、博物馆等地，用文化的视角去了解各地的民风民俗，探访祖国边境线的大美风光，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宣传各民族团结奋斗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局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条极具魅力的风景线上，我们将会遇到哪些大美景观和极具人文历史意义的打卡点呢？一大波剧透即将到来！▲219国道全程示意图（图片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大道通天，此道最强这是一条被“封神”的公路。219国道，是中国最长、沿途景观最丰富、民俗风情最浓郁的世界级景观大道，是众多户外爱好者“人生清单”中“此生必驾”路线之一。▲俯瞰219国道与云南怒江第一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219国道的修建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其雏形是被称为“老国道219线”的新藏公路，又称叶拉公路，北起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零公里石碑，南抵西藏日喀则市拉孜县的2140公里石碑处，在此与318国道的中尼公路段交汇，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新疆喀什叶城，老219国道（新藏公路）零公里路标（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经历多次改造和扩建，如今，219国道北端延伸至新疆喀纳斯，南端延伸至广西东兴市，串起新疆、西藏、云南、广西4个边境省（区），全长10065公里，是中国首条长度超过1万公里的公路，也是中国目前里程最长的国道，还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219国道起点0公里纪念碑，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喀纳斯景区。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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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多年，随着北美“新清史”学说被介绍到国内，引起了我国学界对此褒贬不一的评价。笔者关注其说多年，始终认为就整体而论，“新清史”所倡导的基本观点无法成立，并且还带有不良的政治倾向。国内有些认可“新清史”研究的学者，认为“新清史”在发掘非汉文史料上取得了重要成果。而实际上，所谓“新清史”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并不突出，甚至还在处理各种语言的史料中出现过很多谬误，在此暂不赘述此类细节问题，仅对其错误观点做简明扼要的剖析批评。▲清时期全图（清嘉庆二十五年）。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不能成立的命题一：“东北亚本位主义”。此说认为清朝即使在入关以后，仍然在地域认同上强调的是以其入关前占据的所谓东北亚地区为本位，而将入关以后先后取得的中原地区、漠北蒙古、青藏高原、新疆等皆视为“殖民地”。此说纯属臆测。首先，有清一代统治者在地域认同上，始终是以“东”而非“东北”自任，所以才会将其开国之君比拟为“东海圣人”，并引入相地术的“龙脉”一类概念，从而将被其定义为皇室家族发源地的长白山与历来在帝王封禅仪式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东岳泰山联系起来。其次，清朝君主对“北”的心理排斥还反映在雍正帝曾专门将吕留良诗文中视满洲为“北”的辞句摘出，指斥其为悖逆。而清朝君主在标示其自身地域认同时每每言“东”而不及“北”。更具有直观说服力的是，清朝入关后，皇陵均选址在关内北京附近的直隶，未再归葬东北。同时，还将京师定位为全国旗人群体事实上的籍贯地，甚至在乾隆中期以前，特地要求在全国其他各地服役期间去世的旗人原则上都要由其家属办理归葬北京事宜。▲河北唐山：清东陵。（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不能成立的命题二：“传国玉玺事件”。该说法认为，皇太极在确定大清为国号时，是承袭了元朝或蒙古汗国的正统性，因为他对此宣扬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以此清朝的建立系承袭了来自内亚的草原汗国的政治传统。此说似是而非。首先，反映元朝统治结束以后的蒙古汗国正统性的权力象征物，是带有强烈神话传说性质的“成吉思汗哈斯宝”，而非在理论上可以溯源到当初首创皇帝制度的秦始皇“传国玉玺”。皇太极对于前者从未表示过任何关注或者兴趣，这反映了他对接续成吉思汗的统治正统并不在意。其次，皇太极对于所谓“传国玉玺”的认定是接受了身边的汉族大臣建议的结果。君臣双方均试图将原来相对松散的汗权统治模式改造成带有明显中原王朝色彩的、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所以皇太极才会将只是用于处理行政事务的一方玉玺拔高宣传为代表皇权合法性的“传国玉玺”，继而以之为契机启动了确立“大清”为国号并登基为皇帝的政治进程。因此，所谓的“传国玉玺事件”与承袭蒙古汗国的正统没有任何关联。不能成立的命题三：“清朝与中国只具备有限的同一论”。此说认为，在非汉文史料记载中，清朝统治者认为中原地区只是其统治下的一大区域而已，与之地位并列的有满洲、蒙古、青藏高原、回部（今新疆等地）等几大地理板块及其对应的各自族群，而这些地域与人民均不能用“中国”来进行定义。此说完全不能成立。首先，该论并未举出具体的官方非汉文史料来证明，纯属一厢情愿的臆测。其次，像满文和蒙古文这类非汉文史料恰恰反映出清朝君主观念中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原地区和汉族，还包括边疆地区和各民族。如在与沙俄签订边界条约《恰克图条约》时，就明确把与沙俄接壤的漠北蒙古边界地区的哨卡称述为“中国之卡伦”和“中国之蒙古卡伦”，又将清朝最高谈判代表蒙古王公策凌的官衔用满文表述为“中国副将军札萨克多罗郡王和硕额驸”。满文《异域录》也证实了清朝官方在非汉文史料的语境下所持的“中国观”与汉文史料中对中国的认知完全相同。可见，清朝与中国具备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同一性，而绝非“新清史”学说所理解的那样狭隘。▲《皇清职贡图》。全书共绘制不同民族和地区的300种人物图像，每种皆绘男女图像2幅，共600幅。图后皆附说明文字，措辞用语浅显明了，简要介绍该民族与清王朝的关系及当地的风土民情。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不能成立的命题四：“清朝的君权具有所谓‘共时性’的特征”。此说认为清朝君主同时具备多重身份，而每一重身份只对应特定的某些人群，即如皇帝身份只对应汉人；对满洲旗人来说，他则是汗或族长；对蒙古人来说，又成了继承成吉思汗统治传统的可汗；在藏传佛教徒那里，则成了文殊菩萨化身的转轮王。此说似是而非。首先，在完全体现皇帝统治意志的清朝多语合璧官修辞书中，“君部”列举多个君主名号，但“皇帝-天子”的排序总是高于其他君主名号。即对于满洲旗人来说，最看重的君主名号也是“皇帝-天子”，而非“汗”或“可汗”，这与汉人的君主观并无本质冲突。其次，文殊菩萨化身的转轮王等带有强烈佛教色彩的君主名称，根本未见于官修辞书的“君部”中，也并未被其推广到国家政治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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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讲到，“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如卡若遗址吸收了粟类农作物、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彩陶纹饰、陶器造型、石器加工技术等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文化要素。卡若遗址的双体彩陶罐更成为沟通黄河上游、川西北及滇西北史前文化的共同文化符号。”“语言学研究也表明，汉语与藏语同出一源。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不仅扩展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地理范围，更丰富了其文化内涵。”为更好地理解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本篇将从卡若遗址双体陶罐的前世今生，探源青藏高原早在史前时期就已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内涵，以飨读者。▲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全貌（图片来源：长江网

二十世纪以来，在日本和西方史学界，陆续出现所谓的“东洋史观”“内亚史观”“新清史观”“征服王朝论”等错误史观，意图割裂北方少数民族及其所建政权与古代中国的紧密关系，将“历史中国”局限于“汉地18省”。这些学说又被形形色色的反华政客利用，作为肢解现代中国边疆的历史与文化依据。这些学说的共同性，是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异化为“永恒的异民族”，将“游牧－农耕”“内亚（内陆亚洲）—汉地”异化为“永恒的对立”，鼓励边疆民族从域外文明中寻找新的认同，最终达到拆解分裂中华民族的目的。如果不去深究这些学术研究的研究视角、研究意图、研究目的等深层的动机问题，很可能不知不觉中沿用这些错误史观而落入陷阱。▲中国考古博物馆“历史研究院文物文献精品展”上的二十四史（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南北二元对立”史观的政治背景20世纪初，日本东洋学学者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等着意建构“南北二元对立论”，认为历史上的匈奴、夫余、肃慎、乌桓、鲜卑、室韦、柔然、突厥、契丹、蒙古都是与汉族敌对的“外族”或“外国”，整个东亚大陆的历史就是以长城为界的中原汉族与北方民族对抗的历史，一方面人为地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对立起来，将“中国”局限于“汉地18省”；另一方面却将日本民族与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我国北方民族的血统文化亲缘关系拉近。“文化中心转移说”进一步认为，南北朝之后汉人已经衰落，唐以后中华文化步入老年期，宋以来处于停滞期，中华文明的中心转移到日本。“满蒙非支那论”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中国领土的形成是近代以来清政府与列强交涉的结果，满蒙地区不是中国的领土。“满鲜史观”，宣扬满（洲）（朝）鲜一体化，夸大满鲜同源性，突出“满鲜”与中原地区人种和文化的差异。其重要的理论支撑是“日鲜同祖论”“满鲜一体论”“间空地论”和“满洲非支那论”等。这一系列的学术理论，其目的在于从历史上分裂中国，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提供学术上的支持。▲清代蒙古象棋，现藏于内蒙古赤峰市赤峰博物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二战结束后，“满蒙史观”受到批判，但其最核心要素“南北二元对立论”却被西方汉学家、德裔美国人魏特夫所接受，提出了“征服王朝史观”，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分为“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两种类型。他认为“五胡”建立的十六国在向中原汉地渗透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陷入内地、失去根基的政治军事集团，这些“渗透型”的王朝缺少制度创新的动机与资源，未能突破中国传统体制。辽、金、元、清则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在汉地迅速建立统治，却仍然精心维持着作为人力和文化后方的辽阔根据地。“征服型”王朝根据这样一种版图结构，创制出不同于纯中原式的国家建构模式，使帝国经济基础的汉地和统治者“祖宗根本之地”之间保持着平衡。而且，还为治理其他非汉族群体，提供了比中原汉制更有弹性、更能持久的制度框架。他通过对辽代社会的具体研究，强调契丹社会和汉族社会的差异性。▲辽代白釉鸡冠壶，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是仿照皮囊壶烧制而成的瓷器，是辽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的实物例证。（图片来源：中国民族网）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域外学术界开始从“内亚”的视角研究中国及亚洲历史。“内亚”是“内陆欧亚”的简称，最初由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特提出，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是指以欧亚草原为中心，东至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森林地带，西抵欧洲多瑙河流域，南与世界主要定居文明区域相毗邻的独特地域，中国的东北地区、内蒙古、新疆、西藏以及青海、甘肃、陕西和山西的部分地区都名列其中。拉铁摩尔、罗茂锐、傅礼初、赛诺等学者使用并发展了“内亚”概念，其内涵也逐渐演变为包括语言、文化、政治、民族、宗教等研究内容的历史地理概念，产生出“内亚史观”。美国历史学家欧立德、罗友枝等人将“内亚史观”和“征服王朝史观”相结合，用以研究清朝历史，形成了“新清史”学派，继续宣扬“满蒙非中国论”，将“满洲”与“中国”相对立，强调汉族与满蒙的差异性。由此可见，域外学者所构建的各种史观和史论，尽管在学术方法上有其成就，但其核心就是“南北二元对立”和“满蒙非中国”论。他们通过强调内陆亚洲或者北方游牧社会结构的区域共同性，回避甚至消解中原王朝在北方草原地域的历史存在与影响，人为割断北方游牧族群与中原汉人之间的密切互动与历史联系。“唐宋变革论”实质是“去中国化”历史理论盛极一时的唐王朝的最后崩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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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新疆历史，总是有人会问道：高昌回鹘是西迁而来的，能不能说他们是外来民族？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虽然高昌回鹘是西迁而来，但他们却并不是“外族”，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土民族。不能由于“西迁”两字望文生义，以为迁来的就是外来民族。▲新疆吐鲁番市高昌故城“可汗堡”遗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回鹘是从哪里西迁而来？回鹘原称回纥，8世纪40年代曾于大漠南北建立起一个地方政权——回纥汗国。这个汗国领地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那时候这些地方都在唐朝的治下。也就是说，高昌回鹘的祖先就是中国本土民族。788年，回纥统治者上书唐朝，自请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回纥汗国与唐朝保持着亲密的政治经济联系，在回纥汗国存在的96年中共有13名可汗，其中12名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在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后，大将郭子仪等还借助回纥的兵力平定了叛乱。在经济上，回纥用马匹换回大唐的丝织品、茶叶和粮食，并把一部分丝织品运到中亚出售。那时候的长安和洛阳城中，当地人喜欢穿着回鹘服饰，出现“回鹘衣裳回鹘马”的景象，说明中原与回鹘间经济文化交流极为普遍。▲中国工艺美术馆-丝路丹青-王者出行图-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总之，回纥从744年至840年的一百年左右时间内与唐朝的关系，是羁縻府州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回纥可汗历代受唐朝的封号，回纥首领及其以下大臣受唐朝直接任命和罢免，回纥军队受唐朝中央直接征调。而且，安史之乱后，首先是由回纥公主嫁给唐朝宗室，之后有6位公主和亲回鹘，回纥可汗对唐称臣，彼此有“甥舅之好”。回鹘为什么会在9世纪40年代西迁？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从9世纪初开始，回鹘汗国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激化。791年，因忠贞可汗被他的弟弟杀害，其内部就为争夺汗位而争斗不息。至9世纪30年代，回鹘可汗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先是汗国丞相安允合与特勤（官名）柴革勾结，密谋篡夺汗位，结果阴谋败露。萨特勤可汗杀了安允合和柴革，又引起了另一个国相掘罗勿的不满，杀了萨特勤可汗，立㕎馺特勤为可汗。这时候，一个叫钩録末贺的将军对掘罗勿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他又没有力量独自除掉掘罗勿，于是便与黠戛斯首领串通，引黠戛斯大军攻入回鹘城，杀掉㕎馺特勤可汗和掘罗勿，推翻了回鹘汗国。回鹘诸部就此分崩离析。其次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就在掘罗勿发难，杀了萨特勤可汗的当年，漠北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雪大风寒，羊、马多被冻死。不久又发生瘟疫，使回鹘诸部难以在漠北立足。840年，回鹘汗国灭亡。▲雪灾中的羊群（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回鹘汗国灭亡之后，回鹘人都去了哪里？回鹘汗国灭亡，回鹘人除一部分迁入内地同汉人融合外，其余分为3支：一支迁往吐鲁番盆地和今天的吉木萨尔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一支迁往河西走廊，与当地诸族交往融合，形成裕固族；一支迁往帕米尔以西，后分布在中亚至今喀什一带，与葛逻禄、样磨等部族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迁往吐鲁番盆地的这一支回鹘人，是由庞特勤率领的。他们到达焉耆后，一边休养生息，一边招集流散于安西（唐安西都护府的简称）各地的回鹘人，逐渐恢复了元气。庞特勤在焉耆设立牙帐，自称“叶护”，创建了安西回鹘政权。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庞特勤自称“可汗”。▲新疆焉耆县七个星佛寺遗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这时，在北庭境内（今吉木萨尔地区）的回鹘，经过20多年的发展，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唐咸通七年（866年），以仆固俊为首的北庭回鹘与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联兵，打败继黠戛斯之后统治北庭的吐蕃，斩其大将尚恐热，夺回北庭，继之又攻占轮台（今乌鲁木齐）、清镇（今玛纳斯）和西州（今吐鲁番地区）。后梁凤历元年（913年），北庭回鹘中心移到高昌（今吐鲁番哈喇和卓）。自此，北庭回鹘又称“大福大回鹘国”“高昌回鹘”“西州回鹘”“和州回鹘”“火州回鹘”。因其首领多冠以“阿尔斯兰汗”的称号，所以又有“阿厮兰回鹘”之称。后来，龟兹回鹘归属高昌回鹘。《宋史》说：“龟兹，本回鹘别种……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从龟兹回鹘与西州回鹘统一后，高昌回鹘、西州回鹘、龟兹回鹘、阿厮兰回鹘等等只是叫法不同，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指原唐朝北庭与安西二都护府境内的回鹘人及其所建立的以高昌为中心的地方政权。高昌回鹘与中央王朝是怎样的关系？高昌是自汉代以来同中原联系最密切，受中原文化影响最深，也是当时新疆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回鹘人在移居到这里后，在中原文化和当地先进农耕文明的影响下，逐渐由游牧转入定居的农业生活，放弃摩尼教而接受了佛教，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势力渐强，成为同于阗和喀喇汗朝并立的新疆三个地方政权之一。▲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高昌回鹘同于阗和喀喇汗朝一样，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同中原封建王朝及当时的其他地方政权，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五代后周建立的当年（951年），高昌回鹘的使者就携带大量贡品到达汴京（今河南开封），同后周建立了朝贡关系。宋朝建立后，高昌回鹘派出使团，同宋朝建立了政治、经济联系。此后，双方使节往还，关系十分密切。其可汗还自称宋朝皇帝的“外甥”，以示同宋朝的亲近和友好。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朝派出以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为正、副使的使团到高昌，受到高昌的隆重欢迎，高昌王亲自陪同他们游乐观赏。宋朝使团返回时，高昌回鹘又以遣使随同王延德到宋朝“谢恩”。高昌回鹘同我国北方的辽朝也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帝后，高昌回鹘即遣使朝贡。契丹势力发展到天山北部地区后，双方关系更加密切。为了加强同高昌回鹘的政治、经济联系，辽朝在高昌设立了互市点，在中央还设有负责管理高昌回鹘的首领和政府主要官员。西辽建立后，高昌回鹘臣属西辽。成吉思汗西征时，高昌回鹘率先归附蒙古，蒙古汗国时期，高昌回鹘成为别失八里行尚书省的一部分。高昌回鹘人是怎样改信伊斯兰教的？高昌回鹘人改信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是武力征服强制推行的结果，而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从公元前1世纪到10世纪初，1000多年里，佛教在新疆处于绝对优势，当地是一片千里佛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新疆龟兹石窟雕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兴于阿拉伯半岛。9世纪中叶，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军队的军事征服传播到中亚地区。与新疆毗邻的萨曼王朝对喀喇汗王朝发动宗教战争，占领了喀喇汗王朝的大片领土。不久，萨曼王朝发生内讧，争夺王位失败的纳斯尔王子逃到喀什噶尔。他建起了新疆历史上第一座清真寺——阿图什大清真寺，还把喀喇汗王朝的一名重要成员萨图克·布格拉汗发展成为穆斯林。萨图克·布格拉汗秘密发展了几百名穆斯林。910年，萨图克·布格拉汗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政权。此后，萨图克·布格拉汗利用权力强制推行伊斯兰教。他的儿子穆萨在他死后，强迫其臣属部下接受伊斯兰教。960年，穆萨宣布伊斯兰教为喀喇汗王朝的国教。当时喀喇汗境内有不少佛教僧人和寺庙，喀喇汗王朝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于阗王国世代笃信佛教，当喀什噶尔发生佛教徒反抗强迫改变宗教信仰的暴动时，于阗给予了支持。喀喇汗王朝即以此为口实发动了长达数十年的宗教战争。于阗佛教徒的反抗大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最后伊斯兰教凭借武力，传播到于阗地区。从漠北西迁的回鹘人原来信仰的是摩尼教，进入新疆后许多人改信了佛教。在喀喇汗王朝与于阗王国的宗教战争中，由于高昌回鹘支持于阗，喀喇汗王朝对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人恨之入骨。在灭亡于阗王国后，喀喇汗王朝就又发动了对高昌回鹘的战争。双方展开殊死拚杀，战斗十分激烈。高昌回鹘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战争进行中，阿赫马德·托干汗病情加重，喀喇汗王朝不得不罢兵，对高昌回鹘的战争无果而终。此时，东起哈密，北至伊犁河，西至阿克苏，南接于阗的高昌回鹘王国仍是盛行佛教，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并立而存，开始了新疆北部地区以佛教为主、南部地区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这种格局大约持续了600年。喀拉汗国虽信仰伊斯兰教，但也对中原王朝称臣，被西方人称为“桃花石汗”，也实施很多中原文化元素。▲高昌故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直到察合台汗国时期，伊斯兰教在新疆出现了自10世纪喀喇汗王朝以来的又一次传播高潮。秃黑鲁·帖木儿汗利用汗权强行推行伊斯兰教，首先征服伊斯兰教和佛教交界处的具有1000多年佛教文化的龟兹，将大批佛教徒驱赶到外地。此后，当地居民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在黑的儿火者汗时期，他发动了对尚未信仰伊斯兰教的高昌地区的战争，强迫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直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又将佛教势力排挤出哈密，传播到了新疆最东部地区。回顾一下历史的脉络，高昌回鹘是西迁而来，但却并不是“外来民族”，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少数民族。首先，高昌回鹘是从漠北迁来，而漠北的广大区域都是大唐治下的地方，是在一个统一国家内的迁徙流动。其次，在政治上，不论是漠北回鹘还是高昌回鹘，都是大一统中国域内的地方政权，接受中央政权的册封，是中国的地方政权。再次，这些地方政权经济上始终保持着与中央王朝的紧密联系，称臣纳贡，畅通交流。漠北时期已经形成的与中央王朝的和亲传统，早已决定了回鹘与中原是亲人关系，不是“外人”。作者简介：朱保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原副巡视员监制

摄）“即便是夏天，在我们海拔5000米的双湖草原也是要下雪的，冬天更艰难，河水全冻结，煮酥油茶只能化冰取水。”从双湖县措折羌玛乡搬迁下来的牧民索朗次珍回忆搬迁前后的两地差异时说。

3月12日，“道中华”大讲堂第八讲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开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王延中主讲。以下为讲座主要内容。▲王延中在“道中华”大讲堂上演讲

历史上的高句丽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地方政权。近年来，总是有人将其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联系在一起，否定这一历史事实。那么，这个建立在东北地区，属汉朝玄菟郡管辖，一直向中央政府遣使纳贡，行汉制、用汉字的地方政权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与当今的国家和民族是怎样的关系？▲位于吉林省集安的高句丽贵族墓群。（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高句丽，是西汉到隋唐时期东北地区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边疆民族。西汉时期，夫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内建立政权，起初定都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县城附近），公元3年（汉平帝元始三年）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公元427年迁都平壤城（今平壤市）。公元668年，被唐王朝统一。高句丽在历史上前后持续了700多年，是受中原王朝制约和地方政权管辖的古代边疆民族政权。▲西汉玄菟郡地图。（图片来源：谭其骧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高句丽这个词，从史书记载来看，它最早是指汉武帝所建立的汉四郡之一的玄菟郡所在地高句丽县。句丽是当地夫余人的一个语词，是指城。高句丽，就是指高山上的城。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一个民族判断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一个民族，高句丽政权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边疆民族政权，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从高句丽民族起源看，大体上有秽貊说、夫余说、高夷说、商人说、炎帝说等，但无论何种说法，都可以肯定，高句丽先人的活动范围就在我国东北地区之内。周人一直认为“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由此可见，周武王克商以后，周人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很明确，势力已超越今日东北的范围。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也充分表明这一情况。这一地区的文化叠压关系明确，下层为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文化，其上面叠压着汉代文化，再上层则为高句丽政权出现后的文化。第二，远在高句丽政权出现前，西汉王朝就已对东北广大地域实施行政管理，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起，先后设置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管辖范围包括东北和朝鲜半岛北半部。后来四郡治辖地域有变化，在玄菟郡内高句丽县附近建立起的高句丽政权先后属汉玄菟郡、辽东郡，不断上表称臣、朝贡，也从玄菟、辽东郡领回汉王朝赏赐的官服等。同时，在高句丽政权出现前后，也有大量的汉族人加入到这一政权中。集安考古发现，在高句丽石筑墙垣内发现了汉代土筑城垣，出土了汉代铁器、陶器等文物。高句丽政权曾向玄菟、辽东、乐浪等地扩张，几迁都城，无论是纥升骨、国内城，还是平壤城，都在汉四郡的范围之内，是历史上东北边疆政权。▲高句丽遗址的好太王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第三，我国历代王朝都认为高句丽是边疆政权。高句丽居地在商末至汉初是箕子朝鲜的辖地，而箕子朝鲜是周朝的地方诸侯，进入汉代之后为卫氏朝鲜取代，但依然是汉朝的藩属。公元前108年，汉灭卫氏朝鲜并设置乐浪等四郡，在包括朝鲜半岛中部以北地区实行了和中原地区相同的统治方式。自汉至唐，尽管各王朝对高句丽的管理方式不一，但历代的统治者都认为高句丽的活动区域是中国的领土。这也是隋唐两朝不惜倾全国之力完成统一高句丽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在长达七个世纪的时间里，高句丽给自己的定位都是中央王朝的边疆地方政权，主动和中央王朝建立臣属关系，接受册封，纳贡、纳质。唐朝建立后，高句丽进献“封域图”更是表明了其对唐朝的认同。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当唐朝统一高句丽后，大批高句丽人为维护唐朝的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进而青史留名，诸如泉男生、高仙芝、王毛仲、王思礼、李正己等都是著名将领。第五，高句丽灭亡后，高句丽人大部分融入中华。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灭亡后，唐收其民“户六十九万”（《新唐书·高丽传》）。这应该是当时高句丽的总户数，其中包括许多非高句丽族户，高句丽族户数大体上在十五万左右。对于他们的流向，学者们认为，其中迁居中原各地的人数大体上占了三分之二，逐渐融入中华。王氏高丽并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也出现了一个名为“高丽”的政权，因其统治者姓王，故学界以“王氏高丽”称之，但二者没有直接继承关系。首先，两个政权建立的时间悬殊，历史发展归属不同。王氏高丽立国于高句丽灭亡250多年之后的公元918年，至公元1392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李成桂在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国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高句丽墓葬中的壁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其次，辖境内居民构成不同。高句丽辖境内的居民以高句丽人为主。高句丽人的族源是我国上古时期古老民族秽貊人东迁后的夫余、高夷、沃沮、小水貊、东秽等，后又融合了卫氏朝鲜遗民的后裔、汉人、鲜卑人等。王氏高丽辖境内的居民以新罗人为主。王氏高丽兼并新罗和后百济之后，新罗人和百济人成为了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新罗人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辰韩和弁韩人。百济则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人。王氏高丽被李氏朝鲜取代后，朝鲜也因此取代高丽，成为其族称，并沿用至今。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条河流养育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进入21世纪，全世界都在重新诠释自己的文明，尤其是众多大国。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来看待我们自身的文明和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我想通过诗歌来写这一条河流，也是诗人的崇高使命和责任。”2月29日，“道中华大讲堂”第七讲在中央民族大学开讲，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名誉会长、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在讲座上说。▲吉狄马加在“道中华大讲堂”演讲。（黄哲摄）不同时代的诗人，对黄河有不同的理解《大河》是我在2017年写作的一首300行的长诗，这首诗就是写黄河的。几年过去了，《大河》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个国家的文字。为什么今天要和大家交流这篇长诗的写作？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我想让大家进一步地了解黄河。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很多伟大的诗人都写过黄河，比如唐代的刘禹锡、南北朝的范云，还有唐朝的王维、李白等等，这些诗歌也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诗歌宝库中的经典。▲黄河美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当然，不同的诗人，对黄河有不同的理解，每一个诗人眼中的黄河，我个人认为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从诗歌美学的角度来说。那么在每一个时代，诗人们如何去把握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从几千年的历史时期来看，在众多写黄河的诗歌中，有很多叙述性的表达，但抒情诗占了大多数，侧重于情景交融，而且客观来说大部分都是短诗。现在的诗人不像过去古希腊人荷马那样去写《伊利亚特》《奥德赛》这样的叙事诗，我个人认为，叙事诗所承载的内容已逐步被小说所替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的诗歌中，既有通过我们大量的文字记录下来的经典作品，还有我们民间的谣曲、民歌。关于黄河，我们中华民族留存了一片诗歌海洋，为后世留下了非常丰厚的诗歌资源。▲大型实景演出《黄河谣》在宁夏青铜峡上演。（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诗歌是个体情感的普遍性抒发写这样一首长诗，最重要的一个初衷是，我想写一首属于我个人对这条伟大的母亲河流的致敬之作。用一首300行的长诗写黄河，这需要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其实自20世纪之后，全世界范围内，篇幅几千行且成为经典的长诗是很少的。而长诗也不应是完全绝对的抒情，还要来源于神话、历史、实证、典籍、民俗传承、礼仪、文化思想等内容。我在写这首长诗的时候，去到了山东的东营，看到了黄河进入大海的壮观景象：一半是蓝色的、汹涌的大海，一半是阳光照耀下像金子般闪光的黄河。我当时在想，大海在拥抱黄河的特定情景下，一个诗人会想什么？我当时的想法是：对于大海来说，它是不是呼唤过这一滴水？而当黄河还是一滴水的时候，是不是听见了大海的呼唤，知不知道自己将会汇聚成一条伟大的河流？这种双向的奔赴启发了我写这首诗，再加上我这些年的积累，以及找到了我自己的表达方式，我才能写出属于吉狄马加的《大河》。▲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壮观景色。（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另外还有很多感性的思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我在游走黄河九省区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地方志记录的很多内容都值得我们去了解，过去很多当地的文人以不同方式将其记录下来，有些内容还没有进入正史，但是我们仍能从这些有着千年历史的记录中感受到黄河两岸文化历史是多么丰富，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学习。其中的很多情感抒发来自个体生命，是对个体生命的某种解读，但这种个体生命如果能真正反映出人类的普遍情感，我相信它在全世界一定能找到知音，这也是我对写诗的一个看法。《大河》的形成过程也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实际上这首诗包含了我个人对黄河文明，甚至是整个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理解。黄河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想象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来写黄河？实际上我想要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上来看。21世纪以来，很多民族都在阐释自己的文明，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包括神话）。我写的这首长诗《大河》，其实是想突出黄河的精神史和心灵史，所以我们就要看到这条河流的精神源头和形成历程，而这个精神源头毫无疑问和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想象相关。▲《五星出东方——和田历史文物展》中介绍了昆仑神话。（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在我看来，昆仑神话是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神话体系，在将它和古希腊罗马神话、古印度神话等神话进行比较时会发现，其实神话往往并不是我们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完全虚构的存在。比如我们在读《山海经》时，会发现《山海经》所记录的很多内容——其实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来说——都有它真实的地方。当然现在学者对此进行了很多考证，但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黄河的源头和昆仑神话是有密切关系的。基于这些理解，我在写这首长诗的第一个部分时，更多呈现的就是我们想象中的神话，而且像西王母、瑶池等内容，实际上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来说，往往能找到现实的对应，很多学者都进行了考证。▲北凉壁画：月亮与西王母。（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是，这首长诗是要从我们神话最初开始的时候，去呈现我所理解的黄河的精神源头。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起源黄河全长5400多公里，穿越了我们9个省区，其发源地在青海的巴颜喀拉山，如果在座的朋友们要去探索黄河的源头，必然要去巴颜喀拉山，也要去扎陵湖和鄂陵湖。这首长诗的最开始写了我们和昆仑神话的关系、我们和雪山的关系、我们和我们精神文化源头的关系，然后一直写到今天的现实：从巴颜喀拉山一直写到我们黄河的入海口——山东东营。黄河从青海的巴颜喀拉山开始往下流，除了青海，还穿越了甘肃、宁夏、四川、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再到山东，共计9个省区。这条河流既是一个精神存在，又是一个现实存在。▲巴颜喀拉山。（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就是在黄河两岸，特别是在黄河的中下游。回顾黄河历史，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文明是我们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源期；在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开始种植农作物，并开始养猪和狗，逐步在黄河两岸定居。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两岸种植了更多的农作物，同时也出现了青铜等金属制品，社会结构开始变得更复杂，有了部落联盟和国家政权的雏形。到了商代时期，在大型王朝的治理下，以首都为中心，市场逐渐繁荣。这些发展历程都与黄河相关，说明黄河文明和我们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历史文明、商业文明、文化创造等方面都紧密联系在一起。黄河见证了我们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黄河文明的发展延续铸就了我们中华民族，如今我们在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回到历史。回到历史就可以看到，黄河两岸文化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例如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在黄河两岸进行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历史的发展，使主体文化变得更强大，更具有包容性和活力。▲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地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的台塬梁峁之上，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是中国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石筑城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黄河两岸曾出现过大量古代形成的城市，有的成为了遗址，有的甚至是遗址下面还有遗址，埋了好几层。我建议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青海看一看，以利于了解我们中华民族黄河文明的形成过程。在写这首《大河》的时候，我从黄河源头开始，穿越了全程的九个省区。我看到，每个地方都有很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这些传统最终形成了一个大的辐射性的、弥漫式的黄河文明，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活力，呈现出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过程。黄河为什么会被称为母亲河？当然了，这条河流在养育我们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次的泛滥和改道的情况。我们也在和这条河流形成一种充满热爱同时也在不断和解的情感，这就是一个精神史和心灵史的发展过程。黄河是一条自然的河流，但我从来是把它看成是鲜活的、精神和文化的河流。▲合唱团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激情演唱《黄河大合唱》。（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总的来说，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诗歌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仍然有它特殊的意义。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仅仅是物质的人，还应是精神的人，精神的人就需要我们用精神的食粮去哺育。在当前这个纷纭复杂同时也充满生命力、创造力和无数想象的时代，我认为诗人依然有他存在的价值。只要有人类存在，诗歌就会永远地存在下去。点击观看讲座完整视频监制

2月27日，北京民族文化宫三楼会议室，简洁大方、红灰相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摆放整齐、书香四溢，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当日，国家民委在京举行《概论》出版座谈会，标志着该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圆满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封面。尺寸教材，悠悠国事。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铸魂育人的基础工程。编写出版《概论》教材，是完整准确全面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迫切需要，是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迫切需要，是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在2023年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强调，编好用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等教材。国家民委把《概论》教材建设作为国家层面的政治工程，作为自立吾理的学术工程，作为凝心铸魂的育人工程，按照高质量思政课教材标准做好编写工作，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坚持“两个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实现民族学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突破，填补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国家统编教材的空白。超越传统王朝断代史与族别史的权威教科书2020年11月，教育部确定，由国家民委负责编审一部国家统编教科书《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要从中华民族整体视角出发，对中华民族史观进行一次全新的梳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牢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这是一张极其恢宏的试卷，纵揽上下数千年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横贯各民族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过去没有编过，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出版座谈会现场。这是一项挑战性很强的工作，它不只是教材编写，实际上是要扭转长期以来人们头脑里固有的一些认知，做理论上的重构和创新，还要把教材的编写与理论的研究、学科的建设融合在一起推进，努力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编好《概论》教材，2022年，国家民委党组书记、主任潘岳到任后亲自担任编委会主任，组建了一个国内顶尖的编写组，汇聚了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乃至建筑、艺术等领域，涵盖了3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余位资深学者。“要坚持以史带论、论从史出，立足中华民族整体视角，超越传统王朝断代史与各族族别史，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展开跨学科论证，宣传阐释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这样的准则，刻在教材编写组每一位成员的心里。经过反复研讨、科学论证，《概论》教材的编写框架确定为16讲。全书前两讲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第三讲至第十五讲以大量史实，讲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每个历史阶段“三交”演进的历史脉络、内在规律、主要特征，针锋相对批驳错误史观，回应理论难点；第十六讲立足百年变局，通过中西比较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时间紧，任务重，编写组专家争分夺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搜集素材、撰写书稿。即使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很多专家虽然染病，也未中断编写工作。在编写组专家的精心打磨、联合攻关下，2023年4月《概论》教材形成征求意见稿，7月下旬试用本编写完成，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书共16讲40余万字，以断代史为经线，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为纬线，紧扣不同时段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脉络，重点讲“交”，关键说“融”，最大特点是“以史带论、论从史出”。质量是教材的生命线。教材编写过程中，本着边写边试边完善的原则，国家民委于2023年先后在包括委属高校在内的全国240多所高校试用，收集到高校近400条反馈意见；召开16场专题审读会，广泛征求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外交部等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意见，前后7轮逐条逐项修改完善教材，精益求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教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表示，“对于学者而言，能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编好一本让各个专业的学生都能看懂的教材，比写学术著作更难。”2023年11月，《概论》定稿，交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接到出版任务后，高教社高度重视，把本书出版作为全社的“一号工程”全力推进，遴选了20余名具有多元学科背景的专业编辑集中攻关，对专业知识、内容结构等问题提出优化完善的有效建议；正式出版前，会同民族出版社对书稿进行了四轮通读、两轮质检，确保打造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权威教材。经过多审多校、交叉互审、印前审读等流程的精细打磨，正式出版的《概论》教材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严谨性、适宜性，凝聚了相关部委、专家学者和各校师生的智慧，体现了各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久久为功的使命与担当。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金教材”在《概论》出版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概论》教材站位高远、主线突出、特色鲜明、有血有肉，是一本“金教材”，对开展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具有开创性、先导性意义。——首部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教材。教材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的要求，讲清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何星亮认为，教材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用历史规律、史实史料来实证，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教育性，是当前民族学界最前沿、最完备的理论教科书。——首部从中华民族整体视角解析中华民族历史的教材。教材立足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紧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完整客观地呈现了中华民族历史，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华民族的融合演进过程。北京大学教授马戎认为，《概论》教材按照历史分期详细介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大框架下充实进大量鲜活的史料和丰富的图片，说明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大一统”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如何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首部着眼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教材。教材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是构建中国自主的民族理论体系的基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共乐表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较长的篇幅论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及其连续发展历程，阐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阐明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史中出论，史论结合，融论于史，开创了新的《概论》型叙事模式。——首部宣传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教材。教材揭示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塑造了中华文明精神品格，反映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大趋势。“《概论》构建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学理体系。”在浙江大学教授沈桂萍看来，《概论》教材阐述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讲清楚了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方向是“向内凝聚”，完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实体性的理论建构，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打下了学理基础。学好用好《概论》教材，推动课程、师资、学科建设今年3月起，《概论》教材将在民族地区高校投入使用，并逐步向全国高校推广。用好《概论》教材、开好《概论》课程，是摆在各高校面前的重要任务。为确保“教材能让教师讲出来、让学生读进去”，2023年，国家民委会同教育部，先后在全国240多所高校开展《概论》教材试讲试用工作，通过举办教学竞赛、遴选示范课教师团队、开展教学改革项目研究等方式，积极做好试用配套资源建设，为高校开好《概论》课程创造良好条件。▲大学授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教师是讲好课程的关键。国家民委采取“集中培训”和“送课上门”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加强骨干师资培训，会同教育部在中央民族干部学院举办3期骨干师资研讨班，累计培训200余所高校的教师500多名。教材课程建设团队还先后赴新疆、内蒙古、云南、吉林等地调研，指导课程建设和试用工作。在出版座谈会上，国家民委会同有关部委，对用好《概论》教材作出安排部署，一方面，充分发挥统编教材作用，民族院校、民族地区院校要开好必修课程，其他高校要用好《概论》教材；另一方面，支持教材进入各级党校团校，纳入各类教育培训。各地各高校与会人员表示，将把讲好用好《概论》教材落实到教育教学中，续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新篇章——建好“金课”，把教材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开设一批线上线下优质公共课、专业课和思政课。云南省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吴世雄表示，云南将重点做好培养高水平教师队伍、推动教研深度融合、抓好实践教学、加强业务指导等工作，推动各高校把《概论》课程讲出政治高度、理论深度、视野宽度和情感温度，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云南大中小学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锻造“金师”，支持思政课教师及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教师参加《概论》课程师资培训。2023年，中央民族大学共派出27名专家学者参与《概论》教材编写，邀请动员包括杨圣敏、严庆等专家学者30人组成教师团队，面向大二年级近4000人开展试用试讲。“通过名师示范、教学比赛等方式，我们培养选拔出一批能精彩讲述《概论》教材的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郭广生说。打造“基座”，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建好《概论》课程数字化资源。新疆有多所高校已经开设了《概论》课程，目前已经形成了教材、课件、教案和示范课视频资源。新疆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正江表示，“我们将结合新疆实际，在教案中有机融入新疆地方性思政资源，做好案例开发，使案例使用恰当贴切。”锤炼“精品”，《概论》教材是一次全新的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不断发展完善。国家民委将依托与《概论》教材出版同步上线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资源中心”，畅通意见采集渠道，广泛收集师生意见，认真研判、及时处理。座谈会要求，委属高校和民族地区高校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教书育人的主线，相关高校要结合本地本校实际，讲出亮点实效，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要加强宣传推介，综合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充分挖掘教材宣传素材，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磅礴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目录第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