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哈拉沙漠中的隐士：夏尔·富科尔（上）《隐士：透视孤独》

（美）法朗士音流瑜伽研究

2024-09-02

在希腊的阿克斯山，有上千名修士生活在悬崖峭壁上，他们在悬崖上造起了一座一座的石屋，并且就生活在那里。

撒哈拉沙漠中的隐士：夏尔·富科尔（上）《隐士：透视孤独》

隐士不仅不应该筑起藩篱，

让外面的世界无法侵入，

反而应该勇于突破藩篱，

为增进自己与外在世界的相互理解而努力。

我们把目光投注在隐士身上，为的是得到一些他们从孤独生活中领略而来的洞见。迄今为止，吸引我们注意的，大都是他们说过什么，而非他们做过什么。这没有什么稀奇的，因为隐士的生活通常都是平静无波的，没有什么太多值得一记的事情。但富科尔（Charles de Foucauld）却不一样。他的生活是多姿多采的，充满刺澈和挑战，也正是这些挑战，让他对孤独的性质与价值，有愈发深入的烛照。自归信基督教以后，富科尔就强烈感受到隐士生活的召唤。他穿着他认为隐士应该穿着的服装，称自己为一个隐士，并跑到没有白人到过的撒哈拉沙漠深处去居住。然而，他追寻孤独的结果，却是让他跟撤哈拉沙漠的原住民——一些他认为自己有职贵去侍奉的人——建立起密切的互动关系。富科尔留给世界的主要遗产是一个男修道会和一个女修道会，其成员立志要奉献一生，去照顾最穷的穷人。他们穿穷人一样的衣服，住穷人一样的房子，做穷人一样的工作。他们为穷人奉献一己的理念，正是富科尔从隐居在撒哈拉沙漠的孤独体验中琢磨出来的。

1858年9月15日，富科尔出生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他的父亲来自佩里戈尔（Perigord）一个谱系可上溯至10世纪时的一个显赫家庭，祖辈中杰出的成员辈出，有朝臣、有十字军战士，甚至还有一个受罗马教会认定的殉道者。这个家族基本上是一个军人世家，具有自豪、爱国和决心如铁的家风，其家训是“永不退却”（Jamais Arriere）。富科尔母亲同样来自军人世家，两个家族都有为法国的光荣而战死的成员。

富科尔是长子，有一个比他小3岁的妹妹玛利亚。1864年，他的双亲同时亡故，自此，两兄妹就跟外祖父莫莱上校（Colonel de Morlet）同住。当时莫莱上校已相当老迈，行将就木。他用来减少小孩吵闹的是最一般性的策略：尽量宠溺他们。从富科尔小时候所拍的一张照片显示，他是个相当圆胖而且不特别好相处的小孩——照片中的他，用不感兴趣的藐视眼神瞪着镜头看。

1870年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把亚尔萨斯省割让给了普鲁士。身为一个爱国的前军人，莫莱上校自是不愿意继续住在斯特拉斯堡。他带两个外孙子孙女一起搬到了南锡（Nancy）。富科尔在南锡上学，并第一次领了圣餐。16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成绩单上得到的评语是“相当平平”——但已是他在接受正规教育期间所得过的最好评语。

这是因为，富科尔早就意识到，自己是个有着一笔庞大遗产等着去继承的人，所以不愿意把时间虚耗在书本上。经过盘算，他认定最适合自已的职业就是骑兵队的军官，因为那是个时髦而事少的职业。他向外祖父提出前往圣西尔（St-Cyr）军校就读的计划。要进入军校的门槛并不高，但还是需要考试，莫莱上校为了让他受些磨练，就把他送到巴黎的一所耶稣会修道院去住，而这也是富科尔生平第一次尝到严格纪律生活的滋味。修道院里的生活规定严苛得吓人。富科尔被要求每天在4点40分起床，然后干粗重的活和吃粗糙的膳食，甚至连圣诞假期，他都不被允许外出。富科尔三翻两次写信给外祖父，求他带他走。最后，耶稣会的教士认定他是个无可教药的人，放弃改造他的希望，以健康不佳的理由让他回家去。他变得肥胖、懒散，并早已失去了信仰。

这种对宗教的排斥，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时代气候的反映。达尔文和孔德把上帝从他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代之以“人”的宗教；勒南（Renan）在所写的《耶稣生平》（Life of Jesus）里的基督也受到了世俗化：就连大名鼎鼎的利特雷（Emile Littre）——一位科学实证论的哲学家，他在1863至1872年之间出版了四大卷的《法语辞典》（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caise）——也因为鼓吹无神论而无法入选法兰西学院的院士。

富科尔对宗教的否定，来自理性上的理由。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指出，世界上存在着众多纷纭的宗教事实正是宗教一文不值的证明：而对于基督教，他表示他“拒绝接受1=3的不合逻辑”。他认定，人类长久以来都一直是自己的恐惧和迷信的牺性者：除非基督复活之说能被科学地加以证明，否则他宁愿当孔德弟子们所鼓吹的审慎的实在主义的信徒。

1876年6月，他参加了圣西尔军校的入学考试，在412个考生中名列第82，然而却差点因为太肥而丧失了入学资格。他在1876年10月30日向学校报到，却发现没有一件现成的军服是他穿得下的。有10天的时间，他都是穿着平民服装上课，而头上则戴着顶跟这身衣服很不相称的鸭舌军帽。当时圣西尔军校的气氛反动而保皇。在军校里，富科尔结识了日后将会继承公爵爵位的朋友莫雷斯（Marquis de Mores），两人臭味相投，常常一起厮混。由于对课业全无用心，让富科尔的毕业成绩在386名学生中名列第333，而他也因为不服从和懒情等原因，被处罚过45次之多。

位于风景怡人的卢瓦河畔的素米尔（Saumur）骑兵学校，要更惬富科尔的意，因为这学校具有纵容富有的贵族子弟的悠久传统。在索米尔军校富科尔与莫雷斯同住在第82号公寓。他们把屋子里原有的家具统统搬走，换上昂贵的地毯、精美的睡椅，又在墙上挂上英国的蚀刻版画。除非是因为犯过而被禁足（这种时候并不少见），否则富科尔每天都会坐马车到镇上去找他的理发师。遇到被禁足，理发师就会到军校去为他理发。

82号公寓以它精美的晚餐与彻夜的牌局而驰名。在自由的时间，富科尔都会在镇上最有名的比当餐厅用晚餐，那里有他的专属房间。他最喜欢的菜肴是涂了冷冻山鹑肉的餐前薄饼，再配以几瓶上好的葡萄酒。另外，他对“白朗峰”——一种上头撒着碎栗子、四周浇着鲜奶油的甜点——也怀有极大的激情。他有一次这样对一个朋友说：“你看，我亲爱的朋友，在吃过一顿上好的晚饭以后，没有比来一根上好的雪茄来得更美妙的了。吃完饭要回家，最好是坐一辆小型马车，因为这样，你上车的时候就用不着把腿抬太高。”他又贿赂军校里的首席医师开具一张健康不佳的证明给他——有了这张证明，他就用不着早起。

他的同学迪·于巴尔（d'Urbal）——后来的迪·于巴尔将军——对他当时的生活方式有以下的回忆：

那些没有见过房间里的富科尔的人，不可能想象人间的快活逍遥可以一至如斯：穿着白色法兰明绒的睡衣裤，舒服地躺在沙发或美轮美奂的扶手椅里，一面细口嚼鹅肝酱、喝上好的香槟，一面读装帧精美的精装本阿里斯托芬（古希腊最著名的喜剧作家）。

1879年10月11日，富科尔从索米尔军校毕业，获颁少尉军阶，被分发到驻蓬达穆松（Pont-a-Mousson）的第四轻骑兵团服役。他在全班87名学生中，成绩排行第87。将军教官在他的评语中这样说：“他是个有点与众不同的人，自小受到很好的教养。但他的脑袋里装的却是豆腐渣，除有关享乐的事情以外，什么都不会去想。曾经因为行为不当而被禁足，并受过无数的惩罚。”这些惩罚包括总数21天的禁闭和45天的禁足。富科尔在1878年9月15日也就是20岁生日当天——继承了一大笔父母的遗产。他并不打算让第四轻骑兵团干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变得更放纵了。他吃喝玩乐，并且周旋于一群女伴之间——以他的财富与身份，等着他来挑的女人多的是。但出人意料的是，最后被富科尔看上的，却是一个出身于劳工家庭的玛利亚·C小姐（她的全名并没有留存下来）。富科尔在蓬达穆松置了一栋公寓，与玛利亚同居。虽然他的家人和朋友担心他的前程会因此被毁（更担心他会娶她），但并没有加以干涉。后来，当他们得知第四轻骑兵团将要移防阿尔及尔的时候，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认为，分离将会让富科尔和玛利亚的罗曼史结束。

但富科尔并没有轻易就范。他决定把玛利亚先送到阿尔及尔，为两人筑一个舒适的爱巢。他用富科尔太太的名义，为玛利亚买了一张前往塞提夫（Sétf）的火车票。靠着富科尔所写的一些介绍信和自己的魅力，玛利亚很快就成为了塞提夫当地的名女人，在军官之间特别受欢迎。大家都称他为“子爵夫人”。但她的身份后来却被一些到塞提夫去探望丈夫的军官太太拆穿。她们坚持要丈夫向上级反映这件事。骑兵团的上校得知此事后，就下令富科尔马上把玛利亚送走，并向他的同僚道款。

富科尔的回应可说是极具挑衅之能事。他对上校表示，自己是个对骑兵团的荣誉极为在意的人，但却怀疑，一个独立的年轻女士有对骑兵团的荣誉构成威胁的能耐：再说，她是个公民，不管她想到哪里旅行或在哪里逗留，都有完全的自由。上校对一个资浅军官竞然敢公然抗命大为光火，向战争部写了一个弹劾的报告。1881年3月20日，战争部对富科尔发出了调职的命令，并把他列入非战斗人员的名单里。富科尔的回应是在离开阿尔及尔以前，在法国大饭店举行了一场由他和玛利亚主持的豪华告别晚宴。之后，他们就坐船回国，住在日内瓦湖边的埃维昂（Evian）。也许是过分的亲密反而会破环吸引力的缘故，富科尔与玛利亚的感情渐渐变冷。当富科尔在5月听说第四轻骑兵团要出征执行战斗任务时，他要求批准他参加，但却被拒绝了。他反复要求，并表示，如果不让他以军官的资格出征，他会不惜入伍充当一名列兵。由于在一般士兵里出现一个子爵，将会造成军队的尴尬，于是，他被准予加入驻守在马斯卡拉（Mascara）的第四非洲轻骑兵团。

一个富科尔圣西尔军校的同学拉佩里纳（Laperrine），刚好也隶属于第四非洲轻骑兵团，他对富科尔这个时期的表现，有以下的回忆：

在枪林弹雨中，这个读书很多的花花公子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士兵和领袖。他乐于接受最危险的任务，不吝于付出，对他部下表现出热忱的关怀。就连团里那些墨西哥老兵也对他数重有加——要知道，他们可不是笨瓜。

除了一本小开本的阿里斯托芬和残存的一点点极轻微的势利眼以外，索米尔军校和蓬达穆松时期的那个富科尔已无影无踪。由于无法取得他喜欢的那种牌子的雪茄，他也停止了吸烟。

在几个月的作战生活中，有两件事情在慢慢改变着富科尔的生活。一是他首次体验到了体力付出的充实感，二是接触到一些信仰极其虔诚的人。“信徒让我感到深深的困扰，”他日后这样说，“从那些对上帝念兹在兹的信徒身上，我开始意识到，有某种比我们的世俗关注更重要和更真实的东西存在着。”

1880年代是欧洲列强在非洲大肆扩张势力的年代。英国计划要把它在非洲的贸易据点纳为殖民地：德国人打算把它的政治舞台从欧洲搬到世界：而法国则念念不忘割让洛林与阿尔萨斯的旧恨，亟思通过制肘德国在非洲的扩张，以资报复。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的竞争尤其尖锐，因为两者对摩洛哥都怀有经济上的野心。出生地被德国夺去的富科尔，自是希望能在法国对摩洛哥的竞逐上尽一份力。他思忖，如果他可以在摩洛哥的内陆来一趟探险，把沿途的地理形势和风土人情记录下来的话，说不定有助于促进法国在摩洛哥的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他提出了暂时离开军队的要求。这个要求被拒后，他就辞去军职，前往阿尔及尔，为自己的探险计划作准备和学习阿拉伯文。

他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彻底。每天，他都会登上一艘法国军舰一舰长凑巧是他亲戚一学习使用罗盘、六分仪和其他航海器材：每天傍晚，他会花两小时，跟阿尔及尔的地理学会会长学习有关地理和数学的知识。此外，他又跟个高等师范学院的专家学习阿拉伯史，并从法国订来价值25000法郎的科学仪器。

由于一个毫无保护的法国人是不可能在沙漠里呆很久的，所以他决定要采取伪装。他知道，摩洛哥只存在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两种宗教，要伪装的话，他就得在两者之中选其一。最后，富科尔决定要伪装成犹太教徒，并开始着手学习希伯来文。此外，他也找来一名熟悉摩洛哥内陆情况的犹太拉比，充当向导——对方对于可以领月薪来进行一趟轻松的旅行，觉得很高兴。

他的整个探险的过程，后来被他记录在《摩洛哥侦察》（Reconnaissance au Maroc）一书中。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轻浮和放浪的年轻人，是怎样蜕变为一个坚毅、独立而机智的探险家的。整个资讯搜集的过程非常艰难：

我的整个勘探的过程，都是在一个罗盘和一个气压计的帮助下进行的。在路上，一本5平方公分的笔记会随时藏在我的手心里，而一根不长于2公分的铅笔，则始终不离开我另一只手。只要碰到路上有什么值得一记的特征，我就会马上把它们记下来…我走路的时候小心翼翼，避免走在别人的前面或后面。这样，再加上宽绰的大衣的帮助，人们就不会看到我的手最轻微的活动。人们对犹太人的鄙夷，让我的平安多了一层保障……

这份探险报告深受巴黎的地理学会的赞赏，为此，他们颁给了高科尔一枚金奖章。颁奖辞是这样说的：

从1883年6月20日至1884年5月23日，总共11个月的时间，富科尔先生单凭一人之力，就让我们迄今已知的摩洛哥内陆路线，最少增加了一倍……单就天文地理学的范围而言，他为我们确定到了经度45度与纬度40度之间，并把我们原来只有海拔几十英尺的地理知识，推进到3000英尺。拜富科尔先生所赐，摩洛哥地理知识的一个新纪元开始了。

回法国之后，富科尔定居在巴黎，享受他的名人身份。他住在待他如亲儿子的阿姨伊纳（Inés）家附近的一间公寓。他的这位阿姨，每个星期天都会在家里举行一个沙龙，参加的人包括有部长级的人物和各种专家学者。在这个沙龙里，富科尔以一个作家和探险家的身份，受到热络的对待。他同时也在这里接触到两个对他日后归信基督教大有影响的人。

第一个是于弗兰神父（AbbéHenri Huvelin）。他是高等师范学院的毕业生，曾舍天主教学院的历史教授教职不就，而自甘平凡地，在不起眼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当个教区神父。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有名的告解神父，交游广阔而不拘一格，像神秘主义神学家胡格尔（Baron von Hugel）和理性主义哲学家利特雷这样南辕北辙的人，都是他的至交好友。于弗兰并不是一个侵略性强的传教士，他宁可让每一个灵魂发掘出自己的救赎道路。他说过：“如果你碰到有人正在寻求信仰的话，不要向他传道；只要表现出你有多爱他就可以了。”

这也是富科尔的表妹玛利亚——伊纳阿姨的女儿一所持的态度。玛利亚是另一个富科尔经常会在沙龙里碰到、并对他的信仰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人。富科尔与玛利亚在少年时代一度过从甚密，有些富科尔的传记作者甚至认为，他当初之所以会成为激越的无神论者，跟玛利亚在1874年下嫁给邦迪子爵（Vicomte Olivier）有分不开的关系。很显然，玛利亚对富科尔坚定不移的爱，让富科尔慢慢地认识到，一种对他表妹的生命这样影响深邃的宗教，不可能是完全荒谬的。

他在摩洛哥的经验，早已让他对伊斯兰教徒赞赏有加，另外，他也对希腊和拉丁的斯多葛学派很有亲切感，因为斯多葛学派所强调的自立、苦行和严谨的道德感，都是他所亲身体验过的。他也会阅读基督教的书籍，但据他表示，这样做，只是为了萃取蕴含在其中的异教徒德性。

一直以来，富科尔都认为基督教是幼稚而非理性的，只是失败者的宗教。然而，回到巴黎以后，他却结识了一些杰出、有学养而成功的朋友，而他们都是基督徒。在后来写给好友卡斯特里（Henri de Castries）的一封信里，富科尔这样说：

当我在巴黎的时候，也就是我的摩洛哥探险日志出版之后，我认识了一些非常有知识和有美德的基督徒。我告诉自己，基督教也许并不是我以为的那么荒谬。与此同时，我觉得我的内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召唤。尽管我并不相信有上帝，但我还是开始上教堂。只有在那里，我才会感到释放自在。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去祷告，反复说着同一句话：“上帝，如果你果真存在，请让我知道。”

1886年10月下旬有一天，他下定决心去找于弗兰神父，请教他促进信仰的方法。去到圣奥古斯丁教堂以后，他发现那正好是于弗兰神父听告解的时间。于是他进入告解室，向神父请教信仰方面的事情。但于弗兰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告诉他跪下来告解。富科尔起初不愿意这样做，说他还没有相信上帝，所以不应该在一个他不承认其存在的上帝面前告解，又说他这一次来，想要的只是初阶的信仰指导。但于弗兰神父不为所动，再一次吩附他跪下来告解。这一次，富科尔照办了。之后，神父问他有没有在禁食。富科尔表示自己这个早上还没吃过东西，于是神父就径叫他去领圣餐去。

自此以后，于佛兰神父成为了富科尔终身的灵性导师。他会定期去做告解，并尽可能每天都领圣餐。就如他在吃喝玩乐的岁月不是个有保留的人一样，信上帝之后的富科尔，也绝不是半温的水。他展开了一次朝圣之旅，在圣诞节当天到达耶路撒冷，之后又造访了骷髅地、伯利恒和拿撒勒，而这些地方都给了他最深刻的印象。于弗兰神父说过的一段话让他思素再三：“主基督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最卑下的位置，以致任何人都无法从他那里抢走。”富科尔最后认定，耶稣一生过得最卑下的日子，就是在拿撒勒度过的日子——一段隐而不宣的岁月①。所以富科尔决定在拿撒勒度过余生，与耶稣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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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耶酥拿撒勒阶段的生活之所以在这里被称为“隐而不宣的岁月”，是因为《圣经》对这段生活一字未提。有人其至以此怀疑耶酥这段时间是不是住在拿撒勒，并称之为“行踪成迹的岁月”。——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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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着手研究，有哪个修道会最能让他模仿耶稣拿撒勒阶段的生活。为此，他写信请他的出版商寄3本最能帮助他下决定的书给他。出版商寄来的3本书，一本是蒙塔朗贝尔（Montalembert）的《西方的僧侣》（Les Moines d'Occident），一本是富阿尔神父（Abbe Fouard）的《耶稣传》（Vie de Jesus），一本是但丹迪里（Arnauld d'Indilly）译的《沙漠圣父传》（Lives of the Desert Fathers）。《西方的僧侣》是一本为隐修生活辩解的书，《耶稣传》则写满有关圣地的地理与历史方面的细节。但让富科尔最受启发的，却是《沙漠圣父传》。在这本书里，他读到了那种他所向往的谦卑、苦行和无条件的顺服。他写信告诉表妹玛利亚，他的目标是“追随这样隐士的榜样，学他们在基督禁食过的山上凿洞居住的样子，以便可以毕生禁食在他的脚前”。

富科尔分别在4家不同的修道院里进行了静修，它们包括位于索菜姆（Solemnes）的本笃会修道院、位于索利尼（Soligny）和奈格圣母村（Notre Dame des Neiges）的特拉普苦修会（Trappists）修道院，以及位于克拉玛（Clamart）的耶稣会修道院。他在1889年12月写给妹妹的一封信里说：“我思考了这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我到四间修道院静修过。四次的静修我都听到上帝在召唤我，而且每一次都是召唤我当特拉普苦修会的僧人。我的灵魂也是把我牵引到同一个方向，而我的导师也是同样的意见。现在一切都决定了。”

富科尔会选择特拉普苦修会，是因为他认为它所坚守的谦卑和清贫，最有可能可以仿效拿撒勒时代的耶稣。特拉普苦修会的教规不但是最严苛的，而且它的修道院——有别于法国其他修道会的修道院——外观也乏善可陈。

富科尔在1890年1月6日抵达奈格圣母村的修道院。这家修道院位于阿尔代什河（Ardeche）的维瓦赖高原上（Vivarais），远离城市文明。院长按教规的规定问他，他有什么专长。他回答说：“不多。”“那你识字吗？”“一点点。”于是，他就被分派去做扫地的工作。他扫地扫得很差，但却很满意这个工作，因为他总算得到最卑下的位置了。

6个月后，他又转到位于叙利亚的圣心圣母院（Notre-Dame du Sacre Coeur）去。那是特拉普苦修会的修道院中最差的一间。它创立于1882年，是当时法国的特拉普苦修会僧人有鉴于反教会的势力日益壮大，未雨绸缪而兴建的。

富科尔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

连见习的僧人在内，这里一共有20个特拉普苦修会的僧人。正如你在照片中可以看到的，我们住的房子相当大。这里养了很多牲口，包括牛、山羊、马和驴子。它们都是进行大规模耕作所不可少的……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农活：冬天锯木柴，春天在葡萄园里忙，夏天则收集干草和收割谷物……这些工作，比想象的要粗重，但它们却可以让人对穷人心生同情、对劳动者心生怜悯。当一个人得知一片面包要花上多少的劳力才能生产出来，他就会对它倍加珍惜；当一个人亲身参与过劳动，他就会对干粗重活的人有更大的同情。

他一度被派去干伐木的工作，但他的手臂不够有力，看来早晚不是会让他自己受伤就是让同伴受伤，于是院方把他派去管理图书，之后又先后调他去敲钟和为孤儿缝补衣服。这让他学会了针织和缝衣服。与世隔绝和苦修的生活让他过得很快乐，如果说还有什么让他觉得不自在的话，那就是他在外间的财富。1891年1月3日，他写信给妹妹说：

今天我写这信给你，是特别为了送你一件礼物。那就是，从今以后，我在巴黎的公寓里的一切，全都是你的了。你爱把它们怎样都可以。卖掉、送人，悉随尊便，因为那都是你的了……可以把它们割舍掉，让我感到莫大的快乐。

1892年2月2日圣烛节的当天，富科尔立下了庄严的修道誓约：“大约早上7点，我起了誓：11点左右，我的头发在教堂里被剪下了几绺，然后我的头发就被剃掉了，只剩最顶的一圈还留着。我起的誓包括谨守贫穷、贞洁和对特拉普苦修会的顺服。”他袭用一位特拉普苦修会创建者的名字，为自己取名阿尔贝里克弟兄（Brother Alberic）。

特拉普苦修会僧侣最著名的一个誓言是谨守沉默。这一点，在外间的人看来，可能会觉得那是为赎罪而设的一种自我惩罚，因为我们都倾向于认为，禁止一个团体的成员彼此交谈，对他有们来说是一种剥夺。不过，对某些人而言，真正的自我惩罚反而不是沉默，而是不得不与别人朝夕相处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工作，一起祷告，一起睡觉。在这种做什么事情都要一起的环境下，沉默反而会成为一把保护伞，可以确保每个成员都拥有沉思生活所不可少的孤独。

苦修的生活很对富科尔的味。他尽力让自己处于最卑下的位置，尽力模仿他所认为的拿撒勒时期的耶稣的样子。不过，除此以外，他还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自轻自贱的机会。这一点，倒是很难说跟拿撒勒时代的耶稣有任何相似的地方，而且对现代人来说很显然是一种心理失调的征候。不过，在富科尔之前的很多圣徒，同样表现出类似的自轻自贱，而他们这样做，是奠基于他们对基督为人类栖牲的激情的思考之上的。为什么耶稣要选择接受十字架的羞辱和折磨，一直是个奥秘。而其中一个解释是，他这样做，是为了显示他对世人毫无保留的爱。就因为这样，那些想模仿耶稣的人，才会想尽办法去羞辱和折磨自己。诚如耶稣小兄弟会（Little Brothers of Jesus）的一位修道长（Prior-General）所说的：“如果我们真的爱耶稣，我们能不仿效他向我们证明他的爱的方法，来证明我们对他的爱吗？”富科尔在特拉普苦修会时期的行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是可以被正确理解的。

1893年4月，教宗下令特拉普苦修会自此以后改为以油和牛油烹调他们的素菜膳食。这件事让富科尔大感震惊。他反对把特拉普苦修会的严苛教规放宽，因为吸引他投入这个苦修会的，正是这种教规。他写信向表妹玛利亚抱怨：

我们已经有好几星期吃不到那种只用盐与水烹调的怡人膳食了，他们把某种油脂类的东西加入到我们的饭莱里……你不知道我对此觉得有多遗憾……减少一点点的苦修，就是减少一点点付出：多一点点的花费，就是减少对穷人一点点的賑济……而这样的事一开了头，天晓得会什么时侯停止？我们正在一个斜坡上往下滚。

在1893年夏天，特拉普苦修会的教规又历经了一连串的放宽。失望之余，富科尔开始思索建立一个新的修道会的可能性：

有鉴于当一个特拉普苦修会的修士，已无法让我过上贫穷、卑微的生活，无法让我过上基督在拿撇撒勒过的生活，以致于我不由得自问，上帝给我这些渴望，只是为了要我牺牲它们所赋予我的，还是说他是想要我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一个可以把这些渴望落实的修道会？这样一个修道会，其目标是尽可能过肖似基督过的生活，只靠双手劳动的所得维生，不接受任何捐献，不拥有任何财物，把需要降到最低，把一切多出来的东西给予有需要的人……这个修道会将由一个个的小群体所构成，就像加尔歌罗会（Carmels）一样（因为大型的修道院都难免拥有若干资产，而这对卑微的目的而言是不利的）。它们分散在各地，特别是那些被遗弃得最厉害的异教徒国家，好让耶稣基督的爱与伺候，会广被到更多人的身上。

富科尔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他的告解神父波利卡普长老（Dom Poly carp），又问他，这些想法到底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魔鬼的煽动。波利卡普长老提供的是一个很传统的回答：“它们是来自上帝还是魔鬼，这并不重要。因为如果它们是来自上帝，自然会开花结果：如果它们是来自魔鬼，将会无疾而终。”他建议富科尔等待上帝的意旨。富科尔又写信告诉于弗兰神父自己的计划，但对方并不鼓励他这样做，而认为，他现在最明智的做法是：

继续你的神学学习，让你最少可以晋升到助祭为止。应该把你的心思花在内在的德行、特别是克己的提升上：也应该通过对教规和上级的顺服，来提升你外在的德行……至于其他，晚一点再说吧。此外，要知道的是，你并不是为了当别人的领袖而生的。

富科尔服从了于弗兰神父的指示，重新把心思放在神学的钻研上。他声称他很喜欢神学的研究，但却又说：“圣约瑟懂很多神学吗？”虽然他对每天在田里从事劳动和在图书馆里从事研究的生活感到满意，然而，过孤独生活的念头却从未离他而去。1895年年末，波利卡普长老在写给他的知交克莱芒丝女院长（Mother Clemence）的信中这样说：

哎，这位善良的阿尔贝尼克弟兄，满脑子都想着离开我们，跑到沙漠去当隐士。我们试着说服他，说教会现在已不再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又告诉他，跟他有过相同想法的人，后来不是脱了教，就是发了疯。你非想个方法去治疗这位善良的弟兄不可。

不过事实上，这件事情并没有需要女院长插手的必要，因为富科尔始终服从于弗兰神父的指示。但另一方面，他却始终没有停止去创立一个新的修道会的梦想。1896年，他为心目中的新修道会草拟了一份规章，并名之为耶稣小兄弟会（Little Brother of Jesus）。按他的构想，这个修道会的僧人，应该以小团体的方式，住在小城镇或市郊那些“最贫穷的人住的地方”。每栋房子只包括三个房间，一个用来当礼拜堂，一个用来当客房，一个用来当寝室。寝室里不会有床或椅子，只会有一些靠墙而放的石头长凳。另外，每栋房子外面应该辟一块地，用来种植水果蔬菜，还会有一块地，用来埋葬过世的弟兄。

他心目中的这个修道会是绝对封闭的。没有女性访客被允许进入屋内。僧侣们除非有绝对必要，否则不得外出，就算外出，也须两个一组。在修道会里，僧侣必须保持噤声，只有祷告和商议跟工作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例外。铸告和工作的时间将占去一整天，娱乐的时间只有早上15分钟和傍晚15分钟。

僧侣穿的服装，要和当地穷人所穿的相同。一天只吃两顿，一顿吃的是用盐和水煮的稀粥，另一顿是半磅面包。每逢星期天，可以吃一点点奶、蜜和水果。僧侣们一律赤足，睡觉时穿上全部衣服，睡在石头长凳上，不用床垫或枕头。

富科尔寄了一份教规的副本给于弗兰神父，但后者却对他这种对赤贫的激情感到不自在。在回信中，于弗兰神父说：

你的教规是完全行不通的。就连方济会的教规，教宗也因为觉得过于严苛，犹豫再三才予以批准，但看看你所订的教规！老实说，它让我觉得可怕。如果你希望过得再苦一点，尽可以住到修道院的大门边，但却不要去起草什么教规，我求求你！

住到修道院的大门边，是富科尔一个退而求其次的理想。一家修道院让一个隐土住在它的大门边，并不是没有历史先例可循的。在某种情况下，修道院会准许它的某个僧人，住在它的大门边，过着赤贫的生活，只以院方提供的极少量食物维生：他也被准许不时到院里去领圣餐。这样的角色，传统上被称为“为基督而当的蠢才”②（the fool for Christ）。自从教会拒绝让他当沙漠隐士之后，富科尔就试着寻求成为“为基督而当的蠢才”。当阿尔及利亚的特拉普苦修会会长贡扎古（Louis de Gonzague）听到富科尔提出的这个愿望时，就吩附他先到罗马的格列高利大学研习两年神学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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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②这个称呼，似乎是从《哥林多后书》中引申出来的：“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竞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哥林多后书》12：10：11）——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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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科尔在1896年10月离开非洲，前赴罗马。对于能在罗马看到那么多早期基督教的遗迹，让他感到愉快，而阅读教父们的作品，也让他受感动。尽管如此，他仍然因为自己最基本的渴望没有获得满足而感到受挫。一直以来，为了表现自己的顺服，富科尔都竭尽所能压抑他想过贫穷和苦行生活的渴望。但住在世界上最金碧辉煌的城市之一的罗马，在一群学者的围绕下，镇日研读沉思神学家的话语，这能对他想过拿撒勒时期耶稣的生活的理想有什么寸进呢？富科尔觉得自己被放错了地方，也对1897年2月2日的慢慢接近而感到苦恼。1897年2月2日是他必须对苦修会起永远誓言的日子，不起誓的话，他就得离开。他整个12月都在静修，而在1月15日至23日那个星期里，他为了自己的真正召唤何在的问题苦苦思索。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上级怀亚特长老（Dom Wyatt），铺陈自己的精神困境，然后等待对方的回复。1897年1月23日，他收到一封信，告诉他，他已被免去起誓的义务，因为怀亚特长老已经认识到他有特殊的召唤，又说自此刻起，他应该立刻把自己完全交托到于弗兰神父的监督之下。

1897年2月11日，贡扎古长老写了一封信给马丁长老（Dom Martin），告诉他，富科尔已经离开了特拉普苦修会：

说实话，虽然他真诚地爱着苦修会里的每个人……但他却不爱苦修会本身。他是我们19世纪的高尚精神的完美标本，他勇敢、慷慨而圣洁，但却无法在一个领袖下面保持顺服和律己。他有可能会成为一名圣徒——但那是通过他自己的方式，而非透过顺服。我祝愿他能成功。

1897年2月24日，富科尔抵达巴勒斯坦的雅法（Jaffa）。他没有再穿特拉普苦修会的服装，而是头戴一顶白帽子、穿着一件有兜帽的罩袍、蓝色的棉布裤子和一双凉鞋。那是最贫穷的巴勒斯坦人的装束。唯一让他有别于东方乞丐的，是一串挂在腰带上的大念珠。他也改了名字：不再是富科尔子爵或阿尔贝尼克弟兄，而是平凡的弗雷尔·夏尔·耶穌（Frere Charles de Jésus）。他不隶属任何修道会，只是孤身一人。他私底下向自已起了永守贞洁与贫穷的誓言，而他对贫穷的定义是：拥有的财物不超过一个贫穷的工人。

为了模仿耶稣的那段隐而不宣的生活，他去了拿撤勒，并到贫穷的克莱尔女修道院（Poor Clares）去找工作。院方安排他睡在园丁的房间里，但他却觉得那太豪华了，自动改为住在菜园的一间棚屋里，并把这棚屋称为他的“隐士屋”。他从1897年3月10日开始住在那里。富科尔坚持要为女修道院做一些工作，以回报院方为他提供的食宿。院方最先派他去做一些简单的木工。但他的木工却做得很差劲，于是院方又改派他去照顾菜园和砌石墙。事实证明，他是个槽透了的园丁：他不是在大太阳底下为幼小的作物浇水，害它们被灼伤，就是用新鲜的粪便为它们施肥，让它们奄奄一息。一个修女在多年以后带着怀念回忆说：“他连一棵莴苣也种不活。”他则把当时的自己形容为“一个贫穷的宗教团体的仆人和差役”。

他对一贫如洗的生活过得很惬意，每天只吃两顿干面包。当时是1897年，也是纪德（Andre Gide）的小说《地粮》（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出版的同一年。在这本小说里，纪德大肆歌颂那些能以简单的方式满足自己感官欲求的人。这时期，富科尔写了一篇他对《创世记》的读后感，指出，上帝只会在一个人孤独、贫穷和极端困乏的时候，才会在他的面前显现：

上帝以无可比拟的福气加诸雅各的时候③，不正是雅各贫困而孤身走在路上的时候吗？不正是他徒步跋涉了一段远路、睡在沙漠的旷地上的时候吗？不正是他身在一个怪异而荒凉的异国、无处可以投宿的时候吗？不正是他最落魄潦倒的时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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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③指上帝向雅各显现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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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富科尔把自己视为一个隐士。他的精神榜样是沙漠圣父，而他的生活方式，则要接近俄罗斯的小隐修团多于当时他所属的教会的修道院。不过，他经常会得到来自他灵性导师于弗兰神父的指导，而在一封1898年10月15日写给他的信中，于弗兰表示很支持他现在选择的生活方式，表示，“这些可以让你获得平安、宁静和孤独的机会，仍然是你现在所需要的。”于弗兰所唯一反对的，是富科尔一再想建立一个新修道会的念头。在1899年2月8日写给富科尔的信中，于弗兰说：“再等一等……一棵树要能够让别人来遮阴，必须要等到长得大一点。”

高科尔虽然愿意听从于弗兰的劝告，把他建立一个新修道会的计划再缓一缓，但却从未打消这个念头。1899年6月，他对先前寄给于弗兰过目的那份“教规”作了修订，并改称之为“圣心隐士团教规”（the Rule of the Hermits of the Sacred Heart）。整份教规的手稿超过200页。它的头两部分分别以拉丁文和法文两种文字写成，基本精神——沿圣本笃所订的“教规”，而最后一部分则详述了隐士生活应该遵守的各种细部规定。它规定，这个修道会的僧人应该以小团体的方式聚居，每人住在自己各自分开的房子里，但定期共餐和举行弥撒。写好这份教规以后，富科尔就静心等待上帝给他一个表示同意他把计划付诸实行的信号。

而当富科尔听说八福山④要求售时，他认为那就是上帝给他的信号。他打算把它买下来，然后搬到那里去当隐士，再等待其他人来加入，然后发展成一个修道的团体。他写信告诉于弗兰神父他的计划，又写信给家人，说他需要13000千法郎。在回信里，于弗兰表示，如果他有能力买下八福山的话，他应该这样做，但之后，就应该把八福山交给方济会，并跟他们一块儿住在那里。“我不相信你这个‘隐士僧人’的观念是上帝的旨意。然而，如果你觉得这是个你无法抗拒的热望的话，那你就带着你的教规，去见耶路撒冷的宗主教⑤，跪在他的脚前，请他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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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八福山：疑是指耶酥发表登山宝训的一座山，位于耶路撒冷。——中译者注

⑤宗主教（Patriarch）是对一些主要大教区（如罗马教会、君士坦丁堡教会和耶路撒冷教会）的主教的称呼。在西部散会中，宗主教的权位仅在教宗之下。——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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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科尔照办了。1900年6月11日，他带着他草拟的教规，去到耶路撒冷宗主教的门前。他身上穿着的，是他那件老旧的宽松上衣，头上包着条包头巾，凉鞋已相当破损。为了掩盖裤子上的破洞，他用绳子把一些纸绑在膝盖的部位。由于他是顶着烈日一路走到宗主教的办公室，于是他的脸红胀得像个醉鬼。他等了好几小时，才获得接见。耶路撒冷宗主教对富科尔的态度很轻慢，经过简短的交谈后，宗主数就把他打发走，叫他静待教会的决定。

但富科尔却对于自己终于能找到一个听众，感到快乐无比，而他也决定听凭教会高层对他的计划的发落。不过，富科尔却有一个需要自己来做的决定，那就是他是不是要成为一名神父。虽然贫穷的克莱尔女修道院的院长一直敦促富科尔成为一名神父，但他却意识到，神父的地位说不定会对他对孤独和贫穷的追求构成障碍。不过，神父身份也有神父身份的好处，因为神父身份不但可以让他对别人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且可以通过执行圣礼，让别人蒙更大的福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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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⑥在天主教，只有有神父或以上身份的人，才可以主持圣礼，——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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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两种不同的渴望拉扯着他：一是成为隐士的渴望，一是成为一个贫穷工人的渴望。它们是不相容的，因为一个工人是不可能在沙漠里维生的。他在一篇沉思录中指出，基督曾先后过过三段不同的生活：拿撒勒阶段的生活、沙漠阶段的孤独生活和公开传道阶段的生活。他指出：“在这三阶段的生活当中，你（指耶稣）过得最久的是拿撒勒阶段的生活——那要比你的传道生活长10倍，比你的隐士生活长270倍。”但他接着又指出，这三种生活都是神圣而完美的，因此，我们自己该选择过哪一种，应视我们受到的召唤而定。关于沙漠的生活，他的看法是：“是40日还是40年根本无关宏旨！某个人可能要在沙漠里住上40年才能做见证，而另一个人却可能只要住上几个月就做得到这一点。但不管怎样，这种从蚕蛹蜕变为蝴蝶的快乐转化过程，都是靠沙漠的作用而发生的。”

他曾考虑过要跟于弗兰神父当面谈这件事情，而一封他在1900年5月写给后者的信，也显示出他有意回法国一趟，但他又补充说：“我认为，作为一条通则，隐士应该呆在沙漠里，不然就是呆在拿撒勒（那给我一种沙漠般的安详感）。在有道路和蒸汽轮船的地方，看来是不适合隐士的……看来，我最好还是不要离开我的隐居地，而如果我要找你，我会去那个总是找得到你的地方去——耶酥里面。”不过当于弗兰写信告诉他，自己赞成女修道院院长的意见时，富科尔就坐船回法国的奈格圣母修道院去。

12月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副助祭，接下来的3月，又被任命为助祭，并于1901年6月9日被按立为神父。虽然这一年富科尔才42岁，但他却已经认为自己是个老人。

在寻求成为助祭和神父这段静修期间，我清晰地感觉到，应该落实我的召唤（过拿撒勒时期耶稣一样的生活）的地方，不是蒙福的圣地，而是在病得最重的灵魂和最被遗弃的羊群之间。我从我的神父资格所得来的神圣珍馐，不是要提供给我的亲戚或富有邻居享用的，而是要提供给跛者、盲者和穷人享用的，也就是要提供给没有圣父在他们中间的人享用的。我年轻时代曾经遍游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摩洛哥的面积跟法国一样大，拥有一千万的人口，但在它的内地，却连一个神父都没有。而在面积比法国大七八倍的撒哈拉沙漠，竞然只有一打传教士！没有一群人要比那里的人更受遗弃的了。

他写信给马丁长老说：“我刚被按立为神父，而我已经准备好要到撒哈拉沙漠去继续过‘拿撒勒的耶稣的生活’。我不是要去传道，而是要模仿耶稣谦卑的榜样，生活在孤独与清贫中。我也打算为那里的人带来善，但不是通过话语，而是通过祷告、弥撒、悔罪苦行和行善。”

本文摘录自《隐士：透视孤独》 作者：（美）法朗士（Peter France）翻译：梁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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