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东方智慧的集大成者《我们的传统:王鲁湘文化访谈录》

王鲁湘音流瑜伽研究

2024-09-02

周易—东方智慧的集大成者《我们的传统:王鲁湘文化访谈录》

王鲁湘 1956年生于湖南，1978年入读湘潭大学中文系，1987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2000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导。2001年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主持人。著有《冰上飞鸿——黄宾虹画学探微》《墨天无尽——李可染艺术研究》《大山之子——画家张仃》《中国古代文化遗迹》《中国乡土建筑》等。

刘大钧 1943年生，山东邹平人，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回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多年研习易学，尤精于象数易学，形成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的研究路数。出版《周易概论》《纳甲筮法》《今、帛、竹书〈周易〉综考》等多部专著，主编《大易集成》《元典哲蕴》《象数易学研究》等论文集，对于恢复传统易学研究究功不可没。

《周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绕不过也避不开的一个命题。这部最初只是研究算卦的占卜之书，连诞生的日期都无从考证，却在历朝历代成为众多文人士大夫研习的对象，其中不乏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有朱熹、柳宗元、苏轼、王安石这样的大家。然而，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易经》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至1980年，三十多年间问世的周易研究文章一共只有十几篇，并且谈的还都是其中的辩证法。当代周易大家刘大钧的学易、研易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本千古奇书在现代中国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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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湘：听说您研究易经是有家传的，您上一辈人中间就有研究易经的。

刘大钧：对，我是跟我外祖父学的。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考大学没考上，因为我二哥是右派，父亲是国民党员。

王鲁湘：有历史问题。

刘大钧：没考上以后，外祖父就告诉我，当年梁漱溟先生考北大也没考上，人家自学，后来教北大，你也可以有这样的志气。他让我跟他学《易经》，我当时不想学，觉得这东西没什么用处。但我母亲说，你学吧，过去人说，学了《易经》会算卦，学了《诗经》会说话，学会了去算卦，也能挣碗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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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钧1963年开始学习易经，他到街头拉人力车赚钱，攒下的钱除了用来贴补家用外，其他都拿来买书。外祖父要求严格，命他一遍遍地诵读易经原文，还经常抽查，看他是否能倒背如流。这给刘大钧打下了深厚的易学基础。几年后，十年动乱到来，他的学易之路也遭遇到巨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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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钩：我当时在一个小手工业单位里工作，突然有人冒出来，说怎么你不学《毛选》，不学《雷锋日记》，学《周易》。他们把我关起来批斗。我母亲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把家里的易经书全烧了，还不光是易经，是见字就烧，一边烧一边骂说：“一个嘴贱，一个手贱，这不是惹出事了！”我当时写的书稿也就荡然无存了。

王鲁湘：你的研究成果在“文革”中被毁掉了。

刘大钧：全毁掉了。

王鲁湘：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让你一直在那样的困境中坚持一个人孤独地进行易经研究？

刘大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开始我不太想学，学进去以后慢慢就有了兴趣。更深入研究时，体会到这其中天人之学的内涵。《易经》是一本“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书。我被它的智慧所征服，变得非常着迷，很认真地搞起来。我认为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这种痴迷是做不好的。《聊斋·书痴》里说，“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很多人之所以没什么成就，都是因为不痴，认为自己聪明，不犯傻，其实只有犯傻的人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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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这股痴迷劲头，刘大钧的一系文章被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看到。不久，一纸调令到来，这名仓库保管员被调入山乐大学哲学系，成为山大唯一一位没有大学文凭的教授。此后，刘大钧很快成为中国周易学术圈内的领军人物。1987年12月，他邀请了上百位海内外周易学者，围绕“周易与中国文化”举办了首届国际周易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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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钧：我当时全力以赴准备这个会，可是没有钱，最后通过一个朋友从省里搞到三万块。钱不够，我们只好在山东省接兵站开这个会，便宜嘛——国外代表住在齐鲁宾馆，国内代表住在接兵站。但仍然不行，这个会教育部没批，那时候人们身上仍有“十年动乱”的余寒。

王鲁湘：还把易经认为是迷信的东西。

刘大钧：最后终于批下来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把这个会报道了一分十三秒，非常长。这可以说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王鲁湘：官方认可了。

刘大钧：是的，周易是学问，不是封建迷信。从那以后，有人提出应该办一份刊物，我搞到省里一个刊号，做了《周易》专刊。1991年，又拿到全国刊号，变成一个正式的学术刊物，可以在海内外发行。我记得第一次的发行量是三万一千份，是当时中国学术刊物里发行量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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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钧主办的这次周易大会和《周易》学刊，不光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机，也是近百年来周易复兴的征兆。其后，在全国范圈内兴起了周易热，关于周易是科学还是迷信的争论再次甚嚣尘上。杨振宁在“2004义化高峰论坛”上提出，《易经》那种只有归纳没有推演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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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钧：这中间还出了一个笑话。有记者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写篇文章反反驳这件事。我说，易经中当然有推演法，易经是算卦的书，讲究变而通之，退而化之，这些东西跟杨先生所说的不尽相同。鲁迅说，名人未必是名言，我不想写文章反驳这个事，没有必要。不久之后，报道就出来了，说我说杨振宁是“外行”。我当时是用了“外行”这个词，但不是指责的意思，因为我对杨先生很尊重，如果真正公开来谈这个问题，我绝对不会用这样的话来说大家，非常不礼貌。所以，我当时一看这报道，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这样呢，算了，以后接受采访注意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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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分为《易经》《易传》两部分，《易经》是一部专门占卜的书，记载了六十四个由六条连接或者切断的线段组合而成的符号，称六十四卦，粉笔代表不同含义。其中连接的线段叫“阳爻”，切断的线段叫“阴爻”，阴阳爻构成的符号叫“卦象”。中国人在尚未发明文字之前，就创造了类似于今天电脑二进制的符号体系，通过阴阳两种符号的组合来囊括世间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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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钧：《易经》是一本谈象的书，“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这是《系辞传》上的话，易经是谈象的，这是它不同于别书的地方。

王鲁湘：它是符号体系。

刘大钧：对。六十四卦每一个卦前都有一套卦象。卦象有人组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这八种卦互相重组，形成六十四卦。圣人设卦观象系辞，易经的卦辞、爻辞，都是看了卦象来的。

王鲁湘：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然后再演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爻，“天下之能事毕矣”，天底下所有东西被归纳到这些卦爻交里头了。《易经》对整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对天道地道这种无常的预测，充满着智慧。

刘大钧：所以古人用八个字来总结，“洁净精微，易之教也”。它不是一个死板的公式，它讲究“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王鲁湘：它不是个教条。

刘大钧：不是教条，它体现的始终都是一种“洁净精微”的精神。

王鲁湘：春秋时期，卜筮可能是所谓士大夫和君子的一种基本功。当时有点文化的人，没事的时候就手捧《易经》体会其意，力图给出一些新的解释。一旦要出门或者办什么事，肯定要先算卦，根据卦象的指示决定怎么去做，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行为。

刘大钧：是，当时占卦者的地位相当的高，不像现在理解的江湖术士。

王鲁湘：现在是下九流了，当时是大巫师。

刘大钧：那些东西是不能闹着玩的，不能乱说。比如两军作战，你说打胜了，结果大败而归，国君能饶了你吗？遇到灾年，不下雨，让你占卜什么时候能下雨，你乱说，到时雨根本没下……

王鲁湘：那就拿你祭天了。

刘大钧：最可怕的是储君继位，长子出问题了，下面一大堆兄弟都虎视眈眈，瞪着眼看你。你说错了，说该老三继位，结果老四继位了，上来就先把你杀了。

王鲁湘：说到底，《周易》还是一本周人卜筮之书，尽管后人对它做了很多哲学解释，但也改变不了它的本源。

刘大钧：《汉书·艺文志》讲：“《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秦始皇烧书的时候为什么没烧《周易》，因为它是卜筮之书，如果属于圣贤之书，早给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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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记录的六十四卦相传为周文王所创。他在被商纣王囚禁期间发奋治学，推演出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卦辞。算卦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得到相应的卦象，以此来推断所求事物的吉凶。在古代，有一种“著草算卦”的方法非常流行，因为著草在野外俯拾皆是，占卜起来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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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湘：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演一演卦象。

刘大钧：古人用蓍草进行演算，今天没有蓍草，就用五十根筷子来代替。《系辞传》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进行演算的蓍草有五十根，为什么拿出一根不用，先不管它。四十九根蓍草随便分成两把，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从右边那把随便抽出一根，放到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指之间，然后用右手数左边的蓍草，四根四根的数，数到最后，要么剩一根，要么剩两根，要么剩三根，要么剩四根，不管剩几根，把剩下的夹到左手的无名指和中指之间。再数右边的警草，也是四根四根数，最后剩下的夹在左手的中指和食指之间。然后，把剩下的蓍草合在一起，再随便分成两堆，重复第一轮的过程。经过三轮演算之后，剩下的蓍草只可能是四种情况：剩三十六根，剩三十二根，剩二十八根，剩二十四根。通过三次演算分合出来一爻，一卦有六爻，三六一十八，要演算一十八遍，才出来一卦。

王鲁湘：很复杂，要玩一十八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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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巫师用蓍草演卦时，另有人负责记录，有人验证卦的准确性。在演算过程中，每当得出的结果是三十六或者二十四，记录者会在这一爻的旁边做上记号。演卦结束，得出的卦叫做“本卦”，然后将所有带记号的爻反转，得到“变卦”。最后，巫师根据本卦和变卦，对照《易经》的经义，断定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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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钧：我们有时候说，你这人怎么又变卦了？”“变卦”的出处就来自这里。

王鲁湘：这个办法（蓍草算卦）现在的人很少用了。

刘大钧：很少，第一不会，第二太麻烦。所以到了汉代出来一种金钱筮法，提高了效率。根据古书记载，金钱占卜也有一些程序。第一要心诚，你根本不相信这东西，最好不要搞这个。比如有人已经结了婚，有了好几个孩子，他还来问，我能找上媳妇吗？心不诚，很难算准。第二要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地方算，靠着垃圾箱、厕所都不行。再一个古人讲究焚香，心要静下来，想着要问的事情，所谓“心诚则灵”。这之后还有很多程序，朱熹的书上说，想问一个什么事，要先报自己的姓名、身份，说完之后，才能开始问。问的时候，把三枚硬币握在手里，左手朝天，右手向地，来回晃，晃多少次都行，完全随你，当然也不能晃的时间太长。一般做到心静下来以后，晃几下，然后一下撒开，数有几个正面，几个反面，然后记下来，再晃，前后晃动六次，卦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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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占卜，《周易》还不足以成为一部经典。《汉书·艺丈志》里有“人更三圣”的说法，说明这部书的创作者除了伏羲和周文王之外，还有一位圣人——孔子。孔子晚年最投入的就是《易经》，据传他研究和学习《易经》所得出的结论被弟子们记录下来，成为“十翼”，因此有“孔子赞十翼”的说法。这些文字和《易经》一起组成了《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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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钧：《易经》的经文像鸟的身子，这十篇文章像翅膀一样护着它，所以叫“十翼”。“十翼”有《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据说是孔子所写，但根据考证，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记录的。孔子讲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太写东西。

王鲁湘：但是孔子肯定很认真地研究过《易经》，他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读易老而忘忧，韦编为之三绝”。

刘大钧：马王堆1973年出土的帛书《易传》已经被全部整理出来了。上面讲得非常清楚，“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喜欢《易经》，休息的时候放在席子上，走的时候放在行囊里。孔子说自己“百占而七十当”，意思是算一百次，七十次能算准，证明他非常喜欢算卦，而且对卦的准确性做了概率统计。他还说他不如“周梁山之占”，意思是有一个叫周梁山的人比他占卜得还准。孔子把占卦和人的道德修养结合起来。他说，我占，也信占，但从来不通过占来求吉求福，我通过德来求福，通过仁来求吉。“既济卦”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东邻是指纣王，他杀一只大牛去祭天，不如西伯侯文王拿几片菜叶子去简单祭一下，就得到了上天的保护。为什么？多行不义者必自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古人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比如你找人占卦，看今天晚上几点去银行撬保险柜，警察逮不住我；或者今晚去杀人，几点钟下手最合适。你去干坏事，去做不义的行为，算卦永远都不会算准。

孔子将《易经》占卦的吉凶与伦理道德综合起来，教育世人要依靠自己的道德修养来趋吉避凶，使这部占卜之书上升到了哲学与智慧的高度，最终凌驾于《诗》《书》《礼》《乐》《春秋》之上，成为“六经之首”。

刘大钧：孔子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把《周易》从一部算卦的书变成一部哲学书的第一人。《周易·系辞下》里说：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意思是一个人拿箭把一只站在高墙上的鹰射了下来，按照俗人的理解，得到这只鹰有什么好呢，至多做一锅鹰汤。

王鲁湘：或者做一个标本，挂在房子里当摆设。

刘大钧：再不然做一把羽毛扇，夏天扇着凉快。可是孔子不这么理解，他说“隼者禽也，弓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后人把这个解释演化成刘备种菜、孙庞斗智等故事，“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变成一种韬晦之计。这个意义一般人是绝对想不到的，只有像孔子这样的圣人才能够看到这种内涵，这就叫“微言大意”。所以，如果你能够把易学的精神和自己的做人修身结合在一起，你的生活会减去好多烦恼，身体也会好得多。

王鲁湘：至少不和自己治气。

刘大钧：就是“没心没肝没肺”，苏轼所说的“羽化而登仙”。没心不能全没，没一小部分，那就相当不简单了。

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周易》的乾卦和坤卦。乾卦，是六十四卦中唯一的纯阳之卦。这六爻的爻辞，与一个君子的成长过程非常相似。

和九：潜龙勿用。龙在地下，元气蕴藏，气候未到，不可发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龙从地下呈现，这时会见一些大雄、大才之人，可以有所作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在事业的发展阶段，要终日行事不息，警惕戒慎，要有随时面对危机的心态，才能渡过难关；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在达到成功的顶峰之前，可能会有挫折，需要韬光养晦，继续努力。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君子登上高位，大有作为。

上九：亢龙有悔。龙不能飞得太高，过高，必悔，应当有所收敛，当追则退。

王鲁湘：我看整个卦辞和爻辞所写的内容，一多半都是不利的现象，然后告诉你如何变不利为有利，要时时刻刻充满忧患，在忧患中生出一种智慧来。

刘大钧：谨小慎微，让你处处要非常小心，绝对不是一种进攻态势，不像西方人那样。《易经》的好多智慧采取的都是守势，比如“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随时想着有危险发生，在这种心态之下，每天都要非常勤奋努力。“或跃在渊”是拿不定主意的意思，这时候你要知进退，必要的时候后退一步。

王鲁湘：中国人经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这个人基本上能一直处于一种智慧状态。那么，除此之外，周易的第二个好处在哪里？

刘大钧：我认为是变通思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在坏的时候要想到往好处转化，到达好的顶点时，往往就要向坏处转化了，这就是中国人经常讲的“剥极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抛物线的最高点永远是下落的开始，如日中天，太阳就要西斜了，花好了就要败，月圆了就要亏。

王鲁湘：我1992年到陕北佳县黄河边上的白云观，毛泽东就是从这个地方渡黄河到了西柏坡。白云观是西北最大的一个道观，求签很灵，老百姓都很信。据说毛泽东过黄河之前，也到白云观求了一签，是个下下签。周恩来他们一看，脸色都变了，下下签，多可怕。毛泽东看到这个卦，哈哈大笑，说，好得很，上上卦，我在这个地方走到最低点，否极泰来。结果，过了黄河以后，到了西柏坡，马上就是三大战役，很快就把中国拿下来了。我那年也在白云观抽了一个签，也是个下下签，我旁边的那些朋友都来安慰我，宽我的心。我说你们不要安慰我，今年的确是我人生命运中的最低点，没有比它再低的了，可是从此以后，我就要开始走上坡路了，每一步都是上升的，你们应该为我祝贺。

刘大钧：这完全符合《周易》的观点。君子处乎其安，不忘乎其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一个精通易经的人不可能去自杀，往往把一切事情看成静止的人才会走向极端。看着倒霉已经到极点，就开始往好处转化了。这就和相貌一样，古人说鼻露孔不好，眼露瞳不好，耳露轮不好，口露齿不好，结果孔子就是“五露”。

王鲁湘：那就是圣人之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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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智慧的集成

《周易·系辞传》上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的包羲氏就是伏羲民。相传伏羲是距今六千五百年前石器时代一支氏族的首领，他一画开天，始作八卦，最早创立了易卦这套符号系统，其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德”是事物的根本属性、规律，“情”是其颜色、声音、形状等物理表象。“通”和“类”是理解事物的两种方法。通德，就是深入到事物的属性中去，找出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类情，则与现代“仿生学”有相似之处，是模仿事物外在的情状、形象。比如人类利用工具飞翔的梦想最早是由中国人来实践的。史载明代有一个叫万虎的木匠，发明了一种“飞龙”火箭。他将一把椅子安在一个木制构架中，四周绑上火药筒，用引信点燃，自己坐在椅子里，两手各持一只大风筝，打算升空后，利用风筝带着自己飞行。结果，“飞龙”冲到了半空，风筝却不起作用，很快栽到山崖下，箭毁人亡。单纯模仿鸟类的翅膀，这是“以类万物之情”。至20世纪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也有“鸟翅”，但更重要的是利用了空气动力学，这就是“以通万物之德”了。所以，《周易》从方法论上已经告诉我们，了解宇宙万物最基本的两个原则就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周易》分《易经》《易传》两部。《易经》完全是一部占筮之书，内容东鳞西爪，文字简古难读；《易传》是专门来解释《易经》的，其作者据考证是大圣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孔夫子时代，玩卜筮是一项很时髦的游戏，是一种贵族文化活动。孔子在家没事儿就玩这种东西——算卦，“韦编三绝”，串竹筒的牛皮绳都翻断了。在这种氛围下，儒家知识分子渐渐地把他们占卜的心得放进书里，尤其是孔子，他平日很少讲“天道”以外的东西，反倒是在《易传》里多少谈了一些伦理道德学说之外的哲学思想，《周易》也由此成为儒家的经典。

《易经》诞生的确切年代，已无从考证。有学者认为是在商末周初。可以肯定的是，这部书一定不是哪一个时段内由哪一个人写出的，一定是经过了好多代人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研究总结，逐步发展形成的东西。《易经》的作者有这样一种信念：这世界虽然复杂多变，世上的现象千千万万，现象的变化无穷无尽，但是，只要拥有足够的智慧，就可以化复杂为简单，变具体为抽象，视永动为恒常，从而认识和掌握世间万象。他们由此创立了“阴阳”概念，对应事物的两种基本属性：男和女、上和节、前和后、左和右、君和臣、父和子、夫和妻等等。用这套对偶观念来分析世界，会发现这世界清楚极了，万事万物都是互为对称的阴阳两半。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一点，又把事物简单化、机械化了，古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也同时看出了相反和相成：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两两相对的，二者互相依存，相互转换，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不断循环反复，组成了一对矛盾的对偶关系，只有辩证统一地看待，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这套思维方式对我们的文化影响极大。《老子》《论语》《孙子兵法》，由之生也；中医、风水、武术，因之兴也，诗词、书画、曲赋，为之美也。阴阳对称、辩证统一的痕迹处处可见。我们的祖先在文明的早期就能发明出这样一套平衡、完美的思维模型，把万象风云的世界囊括到几个基本概念里加以解释，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高度抽象的、高度自信的智慧。《周易》也因之成为“东方智慧”的集大成者。

《周易》还潜藏着一种智者的忧患。孔夫子就说作《周易》的人，其有忧患乎？什么忧患？花无百日好——没有永远的盛世，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不变的事物。盛极而衰，不可抗拒。

人们所能做的，就是洞见事物变化之机，见微知著，尽可能延缓衰变的到来。所以，撰写《易传》的这批先秦儒家知识分子，又借此施展自己的责任感，在注解中加入了许多带有警告意味的道德说教，告诉统治者，必须时刻具有这种忧患意识。《周易》的忧患意识是深沉的，这种对永恒性的怀疑是一种深刻的智慧，它影响到中国人思维和心理的方方面面，也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有人说，《周易》笼罩下的“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那种阴阳转环、天人合一、循环论证的思维模型限制了追根究底的科学怀疑主义精神的出现。随便提一个问题，就有一套经典的、成熟的、能自圆其说的思维模型等在那儿给出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人吸进去，任何科学的、实证的东西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我认为《周易》中的许多模型，如阴阳、八卦、三才、四象、两仪等，其美学价值高于认识价值。无论是解释自然、社会，还是人的生理、心理，它强调的都是变化、平衡、对称、互补，其阴阳不测之美、刚柔相济之美、中和秩序之美、辩证统一之美，对后世的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易》从算卦中来，又在算卦中找到了天地和人类的伟大哲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年代最古老、地位最显要的一部典籍。它年代久远，对中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源头活水的作用，它地位显要，“致广大而尽精微”，几乎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所有领域和所有方面。《周易》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观靠自然和社会的方式。周易的晶格和精神，深藏于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

（本文根据谈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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